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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数学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更新时间:2007-04-04 01:47:28
作者: 刘峰  

  因为私人语言本身已经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存在。

  据说某些动物——例如海豚——之间是存在语言的。可以设想,人如和海豚生活在一起,人也必将不能理解海豚的语言。“如果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但使用完全不同语言的两个人,一起劳动和生活,这将会促使他们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可见,共同的生活实践,这是产生公共语言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因此很强调实践对语言的作用,强调“生活形式”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 “我想说的是,语言与生活方式相关联。"

  因此,共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实践,这是在人们之间形成共同“世界观"的基础和原因。人的行为的原因和行为的理由是有区别的,维特根斯坦提到过两者的区别。为了生存,这是人们许多主要行为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的行为规则,决定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规则成为人们这样行为而不是那样行为的理由。规则在这里决不能被错当成行为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来看,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又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进言之,理论就是决定人们如何行为的理由。从语言游戏的角度去看,理论的真正意义只能由理论的实践来界定。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理论知识的引导,人们的理论知识也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实践。这里,“引导”意味着当人们必须选择时用以消除怀疑的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能有效引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就是所谓真理。因此,真理问题最终都归结为实践问题。人们的实践需要理论,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意义。

  奥斯汀(J.L. Austin)曾提出一个与此貌似不同、但实质一致的真理观。奥斯汀的真理观是另一意义上的符合论。他的主张大致是:“真正的陈述(不是伪装的陈述)总是指向世界的,当我们作出一个陈述时,它依某种约定总是指示某个历史事态,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照的事态,但这个陈述是否为真还得考虑我们语言上的约定,我们用于作出陈述的语句的涵意是依约定而‘描述’那些标准的事态,只有在陈述所直示的事态足够像作出陈述的语句所描述的那些标准事态时,即我们在世界中实际找到的事态要足够像语句所约定的标准事态时,陈述才是真的。" 奥氏的真理观有两个要点:其一,“真的陈述"必须是指向世界的;其次,陈述所使用的词语必须符合语言的约定和规则。由于语言来自于生活实践或“生活形式”,奥氏实际强调的仍然是真理的实践性。

  如果说,维氏是从语言游戏的实践中来理解词语的意义,那么海德格尔则强调从实践中理解事物的意义;笔者以为,两位哲人的思想都可以在实践的层面上取得互通。

  按照海德格尔哲学的解释,人是被“抛入”世界中(存在)的,人本然地就是世界中的一分子和构成部分。人必须挣扎求存,这本身不需要理解,因而也没有特定的意义。人在生存过程中与世界必然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和形成了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孩子对世界的领会常常让大人发笑;有了这个领会,人才“成人”了。在海德格尔那里,“领会”从来不专指智力活动,而泛指亲处于事的能在。对人类理解而言,领会具有在先的含义。领会是经验的,但先于经验,因为经验本身天然就包含了某种理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同时也是语言的接受过程。人对世界的领会是语言地进行的;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天然地包含在语言的用法之中。

  人对生存环境的领会使事物对人有了意义,这个意义被称为“因缘联系”。如果要问:桌子有什么意义?我们就会说:桌子对人有著作为桌子的用途并因此才有了意义,因此桌子的意义和桌子的用途是一回事;当我们把某件物品“权代桌子”一用时,该物品就把某种用途(意义)展现给了我们——除此之外物品谈不上任何意义。海氏举例说: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实际上就构成我们生存的“意义境域”。用具和事物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世界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世间一切其它事物只有在以因缘联系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义境域后,事物才获得了理解。凡进入我们意义境域中的事物因此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的。可见,人类的理解总根源于自身的生存体验,因此理解绝不是可以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割裂的某种纯智力活动。维特根斯坦也因此强调语言的实践过程。

  在笔者看来,对真理的实践性理解,这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理论“必须指向世界"。理论来自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理论自身只有处在实践中才有意义;其次,只有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理解理论的意义。理论与“读者"实践经验的符合,才使理论的真理因素表现出来。

  这后一层涵义,是笔者结合康德的有关论述引申出来的,康德曾说:“视之为真,是我们知性中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依据客观的根据,但也要求在此作判断的人心灵中的主观原因。如果它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上充足的,而视之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确信。"康德进一步指出:“因为这种情况下至少就有一种猜测,即一切判断尽管主体相互之间的差异仍相一致的根据将依据共同的根据,即依据客体,因此这些判断将全都与客体一致,并由此证明判断的真理性。" 因此,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其标准之一就是“对每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

  海德格尔因此说:学的本质是“取得认识",“真正的学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取",而教“给出的只是对学生的指引,指引学生自己去取他已有的东西。如果学生只接受某种提供出来的东西,他就没有学。只有当他感受到他取得的东西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时,他才达到了学。" 按笔者的理解,“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指人们的实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仍然是某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理论,但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人们的实践经验的符合;而所谓绝对真理则是一种神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的实质是取消一切真理;另外,真理还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凡与人们的实践经验不相符合的理论都是伪真理,伪真理只具有“私人有效性"。这样的伪真理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欺蒙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时间欺蒙一部份人,但不可能长时间欺蒙所有的人。

  因此,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和正确语法来建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分析哲学的概念分析,就是通过探索和分析概念的用法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般说来,概念分析是指,我们要把一个概念放到它所出现的一个命题或者判断之中来加以考察;分析或者是研究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考证这个概念所出现的语言环境,或者是概念图式。这种方法还被称为“语义上行”或“语义上升”。这是一种研究策略,用蒯因的话说就是:从谈英里转到谈论“英里”这个词,从用某些词进行谈论转到谈论这些词本身。举例说,像正义、勇敢、崇高、价值、成本、利润这样的概念,如果不依赖这些概念的使用规则来确定其意义,而是采用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把握──寻找概念“背后”的本质、物自体、共相──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将会开始离我们远去。因此分析哲学所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个词只有在语言实践中才有意义”。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要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最后就能确定什么是正义。

  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具体语境和“上下文”中理解词的意义,又把基点落实在生活实践上;海德格尔强调了此在“生存在世"的意义境域,又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因此,两位哲人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同一个事实:事物是在人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在相互联系中显示出自身意义的。概念和定义本身不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存在真假问题,因而也不存在与对象的符合问题。概念是拢聚物(由各种关系搭建起来)的;科学概念赋予各种物以关系,事物则在这个关系中相互指引、相互观照并显示出各自的意义。这个关系如果与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经验相互协调、不矛盾,我们就“正确”理解了该概念。

  因此,事物(存在者)是向我们“涌来的”、“敞开的”、“澄明的”,意思是说:事物是在与它物的因缘联系和相互指引中得到理解的,并且这种理解以在先的领会为基础。因此,被理解了的事物总是“澄明一片”——一个敞开的世界。在相互联系中,事物成为了“存在者”,而“物自身”只是“存在”;对于前者,海氏将之称为“世界”,称后者为“大地”;当“大地”被赋予另外一种不同的关系时,它就以另外一种“存在者”(不同的世界)的面貌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完全是从“人”的层面上的理解──人的语言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和使用的,事物的意义也只在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联系中展开──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人类理解通常被称为“经验的理解”,无怪乎海氏特别强调从艺术作品中和诗中去领会“存在的真理”,因为这样的真理才是“人”的层面的真理。因此不难理解,有人据此评价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唯我论”哲学。但这个提法本身似乎蕴涵着一个判断:对世界从其它层面进行理解的可能性──某种超越经验的理解;从超生命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世界,这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释“人的层面的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且举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第60节所说一段话来做进一步说明:

  “当我说‘我的扫帚在墙角那里’,──这真的是一个关于扫帚柄和扫帚头的陈述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它都可以用一个给出了扫帚柄的位置和扫帚头的位置的陈述来代替。而这后一个陈述当然是第一个陈述经过进一步分析的形式。——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叫做‘经过进一步分析’呢?──那是因为,如果扫帚在那儿,这当然就是意指扫帚柄和扫帚头必定也在那儿,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而这一点似乎隐藏在第一个语句的意思之中,而在经过分析的语句中便明显地表达了出来。这样说来,当某个人说扫帚在墙角那里,他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扫帚柄在墙脚里,扫帚头在墙脚里,并且扫帚柄是装在扫帚头之上?——如果我们去问随便甚么人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或许会说,他并没有特别地想到过扫帚柄或扫帚头。而这将是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特别地去说到扫帚柄或扫帚头。假设你不说:‘给我把扫帚拿来’,而说‘ 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人家岂不是要回答:“你是不是要扫帚?干甚么说得这么古怪?”——他会对经过进一步分析的语句理解得更好些吗?——人们会说,这个语句同普通的语句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只是多绕了个圈子。”

  “给我把扫帚柄和装在扫帚柄上的扫帚头拿来”,这不是“人”的语言。由此我们说,一切与我们生活经验不一致的语言使用,都是超越“人的层次"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不说吃饭,而说:我们在吸收维生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不说红旗,而说:波长若干微米的发光织物;不说哲学和艺术,而说信息,并且只将之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信息——我们大概不能说这些说法是错的,但这确实不是从“人的层面”所应有的理解。这些“科学语言"表明了,近代科学是超越“经验的理解"去理解世界所作努力的结果。这是可能的:科学虽然以对世界的某种在先的领会为基础,但科学却通过赋予事物以关系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的世界的。

  如果说,经验层面对世界的理解以某种在先的领会(语言)为基础,那么,超越经验对世界的理解的在先的领会就是数学。可是,科学的认识仍然是“人”的认识,因为数学语言总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并且是由人创造的。但用数学关系建构和理解的世界,却是人超越经验的层面对世界的理解;是数学使这种超越成为可能,数学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构成了科学的某种重要的基础——正如同日常语言构成了人的经验的基础。

  从笛卡尔以来,近现代科学越来越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标志着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认识过程。这个独特性在于:现代科学是数学的。用普朗克的话就是:“现实的就是可测的。”海德格尔把现代科学表述为“关于现实之物的理论”,这种理论以数学的筹划为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定义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完备的科学理论都是超越了经验的。

  为此,科学的概念是通过数学运算而贯串起来的,并且只从数学关系中获得意义,所以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甚至“可测的”根本就是科学判断现实之物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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