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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中国传统政治的辩诬

——《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党执政的基础》第四章

更新时间:2022-11-16 09:15:47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我们力陈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有人会反唇相讥:中国传统政治的糟粕呢?有精华自有糟粕,物性使然,自不待言。现在人们视中国传统政治中糟粕之最,大概不外三个方面:人治、专制、人权的轻忽,而且论者言之凿凿,信者众多。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软肋,甚至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为此作一些澄清,以便人们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人治

  

   对人治的憎恶,对法治的讴歌,于“文革”之后尤烈。在十年“文革”中,宪法被践踏,人命如草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秩序颠倒,社会混乱,特别是“打倒公检法”,法制荡然无存。因此产生对法治的强烈呼唤。

  

   客观地说,新中国的建立,是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移植于中国大地,是对传统制度的彻底的反叛,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除了借鉴于苏联之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面临的是一个完全开新的局面。这样一个不在本土滋生且在苏联也仅几十年的新事物,要在中国本土生根成长,首先就有个适应的问题,而新事物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逐步完善。因此,新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严格地说,还处于草创时期,恰逢此时,苏联体制问题的凸显,“文革”的开始,法制的建设不仅被中断,而且被破坏。于是,“文革”后对法治的呼吁,有其必然性。

  

   但是,“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多年,法制建设也无日或休,然而,法治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人治的指控则屡现舆论。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而言,人们说人治,是指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长官意志取代司法行为的状况。更深入的分析指出:法律的权威性被亵渎,有人或物超越于法律之上,司法行为既不以法律也不以司法程序作出,即是人治。人治的根源是司法不独立,更露骨地说,是公共权力缺乏制衡,没有三权分离。

  

   如果按照以上对法治的界定,似乎可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法治,都是人治。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地把人治归罪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甚至还可以上溯几千年至中国开始有法律以来)。接下来问题就简单了:人们要祛除人治,实行法治,只要清除几千年来的封建流毒,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就行!人们现在一谈人治,就如遇寇仇,一说实现法治,似乎就万事大吉。真这么简单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就不落人后,传说上古时代,黄帝曾制五刑;舜帝时期,以皋陶治理狱讼,提出了有名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和“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无刑,”等法律原则;在《周礼》中,多有关于法律的记载;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已有涉及刑事、民事、诉讼以及司法行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自此以后的每朝每代,都有较为完备的专门的律法,而到了唐代,中国的了法律体系已趋于成熟与定型,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不仅为后代所承袭,而且被东亚各国所效法[1]。谁说中国没有法制?!

  

   人们或许会说,我们要求的是法治,不是法制,是依法治理、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独立的法治。不要用法制与法治来鱼目混珠。我一时语塞,寻思到,这样的法治中国真的没有。急忙去翻世界法制史,多少找到些许安慰,上面定义的法治,不仅在中国没有,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没有啊,怎能说中国封建落后呢?除了这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且还有了意外的发现,有了格外的欣喜:中国的法制建设非但不落人后,反而有特别出彩的亮点。

  

   在古代中国,法制建设虽然一直在进行,但只是政治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主流意识对律法一直抱有审慎的态度,在国家治理中更加强调德治、仁政。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这里有深邃的思想,认为仅以法制来治理国家,会使人们心存侥幸,逃避法律,无羞耻之念;而以道德礼教来教育人民,能使人们有廉耻之心,自觉地约束自己。这样的司法理念,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我们现在有层出不穷的法律法规,同时就有花样翻新规避法律的巧佞行径,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法制而法律,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惩治坏人,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发生。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明确指出司法的目的最好是让司法纠纷无由出现。因此,孔子强调教育人民, 认为不教而诛是政治中的恶行:“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4]就算是管仲这样强调“以法治国”的法家,也认为法治的作用是有限的:“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5]紧接着管子指出治乱的根本有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也没有把法治看作治国的根本方法。由以上的论述来看,中国古代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更看重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上以德治、仁政为主,以法制为辅,这在中国最主要的法律经典中亦有反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6]可以说,以德为正,引礼入法是中国法制的一大特色[7]。

  

   中国法制的另一大特色是强调法从属于道,法是由道所规定的。孟子的“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8]是把道作为社会的总领,作为政治的纲纪的,法制只是道的一个分目,是受道节制的。人们或许会说,儒家说的不算,我们要听法家的。那么,且听管子怎么说:“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9]这里法的层级更低,仅把法看作针对(坏)事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只是权(对事物的平衡)的一种手段,最终都由道来主导。再来看一个更为极端的法家:“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固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10]韩非子在这里虽然道法并用,但仍是道先法后,何况更多的时候他认为万物都出于道。在我们前面关于道的论说中,已经了解到古人对道的探寻集中于人性的要奥、民本的张扬,道是以人性为大本的,甚至可以说道就是人性的实现。以这样的道来规范法,让法从属于这样的道,这是多么宏大深刻的法制构想!西方的法制以公平、正义为其主轴,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仍给人主观空疏的感觉,似乎不及中国以人性为依归的法制建构。

  

   人们或许还会说:你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的德治、仁政,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治,这种人治没有权威性,没有强制性,没有独立性, 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承认法治的权威性、强制性、独立性有其特殊的功用,但只强调法治而否定德治、仁政(即你们所说的人治),是否有点以偏概全甚至舍本逐末了。试想一个国家的治理仁政为先,以德化民,从而使民风淳厚、和睦友善、相互谦让、囹圄空虚,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社会景象。当然这可能不会完全做到,但应该成为努力的目标。而法制的存在只是救社会之流弊,补德治之不足,其目的仍然与上述的目标相同。

  

   荀子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深思:“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11]这里有几层含义:一、法是人制定并由人来执行的;二、法的制定和执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只应由那些掌握道的君子或圣贤来完成;三、法不是固定僵化的,而要因时因事的变化而酌情处置;四、不能做到以上三点,即使有再多的法,也无济于事。明乎此,就应该能够体会儒家所要求的:只有备道全美的圣人才可以立法,只有体道致用、品德高尚的君子才可以司法。这可能会为那些推崇法治反对人治的人提供口实:以人立法,以人执法,以人变法,一切以圣贤为标准,这不是典型的人治吗?我们要反问一句,哪一个法制体系的建立不是由人来完成的呢?仔细推敲荀子的思想,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让那些理解道、遵循道、精通道的人来立法司法,可以使法更能体恤民情,符合人性,更能体现法律禁暴止乱、调难解纷、保障民生的根本精神。

  

   其实,人们对人治的憎恶,并不是针对圣人贤士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而是厌恶那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法制蛀虫,以及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规定性以致国家人民遭到危害的行为,这才是人们所反对的“人治”的真实内蕴。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样的人治不仅是法治的直接对立物,也是中国传统的德治、仁政甚至法制所反对的。

  

   诚然,强调圣贤之人有改法立制的权宜,会有损法制的相对稳定性;而在君主制条件下,帝王被尊为天之子或道的化身,俨然成为法的主宰,往往在其主观意欲的驱使下,法律的权威性、真理性(即对道的遵循)会遭到践踏,这在全世界的君主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这不能成为反对圣贤之人(在现代是法律的专家等)定制立法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剔除德治仁政在法制中主导作用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否定道在法制中贯穿始终的托辞。

  

   在作了以上的剥离梳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所反对的人治,实际上是对法制的亵渎,对政治的破坏,对社会的侵害,这样的状况既不能称为法治,也不能称为人治,如果人们约定俗成一定要把它称之为人治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治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不是主流,尽管它在某些时候比较严重;这样的人治更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表征,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急欲祛除的。

  

   以这样的人治为对象,如何对治或祛除呢?我们前面说到,在君主制下,容易陷于这样的人治的泥淖,世界皆然。那末,是否消灭了君主制,这样的人治就能结束呢?看来没有这么乐观,当今世界,君主制已成绝响,这样的人治仍然存在。症结在哪里?

  

   通常人们认为对治人治的是法治,即那种具有司法独立性的法治。这种法治,是近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主流、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寻求自己位置、保护自身利益的努力的结果,它最早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这绝非偶然,1660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宣言》宣布:议会不得干涉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彻底斩断了司法和行政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中,确立了法官独立制和终身制的原则。这些原则尔后在西方国家逐步得以实施,形成了现今的司法独立的体系。这一体系我们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而只是要强调,这一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任何个人任何机构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一个人同等地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并在制度建构上通过行政与司法分立、权力制衡、律师制等等设置来使其得到落实。

  

   应该说,这种以司法独立为特征的法治对上面所说的人治是一种有效的对治手段或方式,它可以限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与,可以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图谋私利的不良行径,可以更好地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是法制的一个大进步。但是,我们如果追本溯源,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人治现象,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方面具有普遍性,即: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以前,人治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有所存在,它与君主政体密切相联;另一个方面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和为贵,强调统一性,这虽然有很强的合理性和真理性,但这种强调容易忽略对立在事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中国的传统政治中缺乏权力制衡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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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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