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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亮:试析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更新时间:2022-11-14 23:37:58
作者: 唐永亮  

  

   【内容提要】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史学家,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科的确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利用丸山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梳理其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以期为宏观性地把握战后日本思想史学提供一个路径。丸山将思想史研究对象分为理论学说、感性经验、主义和时代精神四类,并提出了分析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维度——学科维度和浓度维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合理性,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么立足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深入分析,要么基于文化接触论视野下对日本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既体现了学理化讨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看似不完全成体系,但这种多元性恰恰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思路,为未来开拓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甚大,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学界开展日本思想史研究亦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丸山真男  思想史  方法论   价值

  

   所谓思想史是以思想的发展历程为考察中心的研究。作为学问的日本思想史学在日本大约形成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村冈典嗣、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为日本思想史学的科学化和理论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直至战后,日本思想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未获得“市民权”。丸山真男是战后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其诸如《丸山真男讲义录》(全7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1960年)、《近代日本思想史方法的形成》(1961年)、《思想史方法的摸索——一段回想》(1978年)、《日本的思想》(1961年)《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我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历程》(1984年)等著述,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的学科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思想史学界,无论是他的继承者还是反对者,几乎都以他为坐标轴来进行自身的构筑。[①]

   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思想史学多有研究。葛兆光在《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认为,日本学界近代思想史研有两大特点,即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②]刘岳兵、王萌对村冈典嗣的思想史学贡献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③]区建英、韩东育、徐水生等深入讨论了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④]王鑫、张慧对丸山真男有关思想史方法论的著述进行了较为深入分析,[⑤]邱静对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做了深入研究。[⑥]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讨论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以为宏观性地把握战后日本思想史学提供一个路径。

   丸山真男从1943年到1968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开设“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1966年以前在制度上曾被称为“东洋政治思想史”)。这一讲座是丸山最重要的职业活动,他格外重视,投入了很大精力讨论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可以说,学科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丸山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落脚点,对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一直贯穿于他整个研究生涯。

   一  思想史学何以难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丸山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一文开篇指出,在日本思想史学科没有完全确立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从内部看,思想史这门学问本身在日本还不很发达。对于这一点,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一书的前言中做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在日本,虽然有研究儒学史或佛教史的传统,但对于追溯时代的知性构造、世界观的发展或历史性关联的研究却非常贫乏,至少没有形成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虽然有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民思想之研究》、和辻哲郎著《日本精神史研究》等积极尝试,但后来思想史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偏转,从日本“精神史”变貌为“日本精神”史,“不久便可怕地向独断和狂热信仰的方向发展”。“虽然日本思想论和日本精神论从江户时代的‘国学’到今日不断以各种变奏曲或变种形态表现出来,但日本思想史的概括性研究,与日本史及日本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也还是显得非常贫乏。”[⑦]

   丸山认为造成日本没有形成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1)思想没有被作为一种传统积淀下来;(2)“传统”思想糊里糊涂地延续和无关联地潜入近代。按一定时间顺序引进的各种思想,在精神世界内部都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可以说具有无时间顺序的并存倾向;[⑧](3)近代天皇制不能成为将思想进行实质性整合的原理,而只在否定性的同质化(异期的排除)作用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它对于人格性主体的确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成为决定性桎梏的命运。[⑨]值得说明的是,对近代天皇制的反思不仅是战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内因,也是丸山在战后急于建立独立的思想史学科的现实背景。

   第二,思想史往往与各传统学科紧密联系,存在各学科自身的思想史,譬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与之相应,其研究方法又是多样的。

   第三,没有形成学界公认的对思想史的方法、对象和范围的定论。[⑩]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积累的不充分以及思想史研究边界的不清晰,在根本上制约了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真正确立。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呢?丸山批判脱离研究对象而空谈通用方法的“陆上练游泳”的做法,主张“只有在进入思想史的茂密森林,融进对象内部,从而遇到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思考思想史的方法。”[11]基于这一思路,丸山试图通过厘清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寻找推进思想史研究学科化的路径。

   二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丸山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在1949年“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就已基于思想史研究的先期积累,尝试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他将思想分为特定个人的思想和不特定多数人的思想两类。前者具有人格性,后者或多或少具有非人格性的特点。前者又可具体分为具有体系性、抽象性的思想(理论、学说)和基于经验反省之上的类似于感性认识的片段性、具体的思想,后者可具体分为具有社会传播性、逻辑自恰性、内在整合性的通常被称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主要属于此类)和具有非人格性的不具有明确逻辑形态的思想(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即属于此类)两类。但是,这几类思想之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流动的可能性。譬如,理论和学说一旦经过社会性传播和历史性发展(有时甚至是有违作者原意的歪曲),也会演变成某某“主义”。[12]从与思想的关系性看,理论学说关系最大,感性经验和主义次之,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关系最小。

   丸山认为在不同国家思想史研究的侧重点也有不同。德国学者多侧重以理论、学说为中心并加入社会意识、时代精神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说史研究,而英美法学者则多侧重对社会意识、时代精神为中心的社会思潮研究。[13]

   思想史主要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和“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通常,研究学说、理论这种具有高度抽象性、体系性思想的变迁为中心的学问被称为“学说史”或“理论史”(History of Political),而研究“主义”、意识形态[14]等的变化为中心的学问则被称为狭义的思想史。但是两者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要想进一步将两者区分开来就必须加入其它考察要素。由此,丸山得出结论:广义的思想史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和“主义”为中心,并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思想或主义是如何为感性认识、社会意识或时代精神所规定或未规定的学问。[15]而与之相对,只以感性经验或社会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则脱离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属于以个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个人史或社会史的范畴。[16]

   1960年10月3日,丸山应国际基督教大学武田清子教授邀请,在该校做了一场题为“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的讲座。大概想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丸山没有纠缠思想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思想史与学说史、理论史以及个人史、社会史间的微妙区别,而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清晰而简洁地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教义史”(History of Doctrine)。其研究对象“一般是具有高度觉悟的、抽象度较高的理论体系或教说,‘教义史’就是要追寻这种体系、教说的历史展开过程,而其作为对象的人物往往主要是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第二类型是“观念的历史”。它是以某个文化圈里、某个时代或几个时代里一直通用的特定观念为对象,分析出这些观念的内部结构和其与其他观念之间的化合或混合关系,追寻其历史发展的线索。第三类型是“范畴的历史”。这主要是把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整体的历史作为对象来探讨,其任务是总体把握特定时代政治、社会、人文、艺术等各领域出现的思维方式,及其相互关联和其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联。此外,还有综合性地把握时代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从而解明其历史的发展状况。[17]

   就思想史的学科化而言,丸山认为第一类型的“教义史”贡献不易被确认。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思想发展的历史容易被视为教会中教义的继承,或学院中科别学问的继承……特别是在‘学说史’领域里,各个专门学科越是发达,其思想史便越被分解在各个具体学科中。因为,在那里,思想的历史严重地受到教会、学院、或教义、科别理论等的横跨或凌驾,所以难以产生作为独立学问领域的觉悟。”与之相较,“只是在第二类型的‘观念的历史’和第三类型的‘时代精神的历史’的研究领域中,思想史渐渐被承认为独立的学问领域。”[18]

   在1966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又将思想分为“生活上的”和“学说、理论上的”两种。他认为:“思想之下层结构的连续性与上层结构变化的迅速性,两者看似矛盾,结构上却是互补的。”[19]一方面,处于下层的思考方式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过,在不知不觉中一直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上层指导人们行动的高度理论化的学说、主义则属于意识形态,其与处在底层的人们不自觉地思考方式不断相互作用,也发挥着修正人们行为的作用。[20]

综上,按照丸山的思路,如果再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来解释,上述问题或许能说得更加清楚。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是在“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在“硬核”的周围则会被发明一些“辅助假说”来起到“保护带”的作用,保护带是“可反驳的变体”。在面临挑战时,“保护带”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守护“硬核”。而一旦“保护带”完全失效、“硬核”被证伪,则意味这个理论纲领失败。[21]就思想史学科而言,在为思想史学科正名的意义上,第二类型“观念的历史”和第三类型“范畴的历史”是“硬核”,而第一类型“教义史”则属于外层“保护带”。没有第二类型和第三类型的思想史研究,思想史作为独立的学科很难确立。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思想的层次看,则是另一番景象。丸山认为按照思想所包含的“浓度”可以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分为由高到低四个层次,“理论”和“学说”最浓,“主义”和“感性经验”次之,“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的“浓度”最低。[22]从这个意义上,“理论”“学说”和“主义”是“硬核”,而“感性经验”“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则属于外层“保护带”。如果不关注“理论”“学说”和“主义”,思想史会失去中心,而不将“理论”“学说”“主义”与“感性经验”“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相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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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史学》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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