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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忠:红学流派批评史的建构设想

更新时间:2022-11-12 00:08:20
作者: 赵建忠  

   一

  

   红学中的梦雾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未在学界达成共识。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索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流派。从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挞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飞跃。单一、封闭的研究模式,只能窒息自己的学术生命。应该承认,红学研究的每个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其他流派所无法取代;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虽然这些偏差又能被其他流派所补救。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客观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并冷静地反观自身,才是学术上成熟的表现。红学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包括后来成为时代骄子的社会批评派红学,恰恰在这方面不够冷静,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从而使得他们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创立之初那种元气淋漓的反面。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然而它又为红学研究偏向的反拨提供了契机,从而为红学研究在曲折道路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这门“显学”获得新的“涅槃”。我们对红学诸流派这种兴起及衰微的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本身就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因为它对于红学史的总结,乃至于对小说理论的建设,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红楼梦》及其作者,让人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少走弯路,毋庸置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

  

   梳理、勾勒一下两百多年的研红史,倘若从脂砚斋评红算起,那么脂评应该算是红学评点派的萌芽;但若从一个流派的实际形成考察,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降的事了。因此,红学史上最早的流派,当推题咏派。也许题咏、评点这种琐屑的评红方式不像后来出现的索隐、考证、批评诸派那样能构成磅礴的气势,但涓涓细流,如评点派那样娓娓道来、导人迷津,以至曲径通幽,题咏派那样诗情盎然,扣人心弦,以至如醉如痴,也同样能引起人们对《红楼梦》的流连忘返。如果说评点派是以散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散点辐射的话,那么,题咏派无疑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关于红学评点派的研究,当代研究者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八家评批红楼梦》的整理面世,个别评点大家如王希廉研究的具体深入等,都是评点派研究成果的可喜表现,所以在此可略述简谈;相对而言,作为红学史上产生较早的题咏派,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研究得却最为薄弱。分析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即就题咏派本体而言,它往往随感而发难成系统,自然难与其他著名红学流派相比并;从主观方面即就接受者、研究者而言,“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缺乏“定力”的东西,琐碎的题红诗也很难像索隐、考证、批评派那样组成大块文章;另外,解诗亦非易事,牵扯到研究者各方面的学养、功力,做这样受累不讨好的研究文章自然是人们不屑为之的。其实,流传至今的数千首题咏作品是红学研究中一座丰富的矿藏,它里面蕴含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尚待深层次、全方位地开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诗词形式的评《红楼梦》,在文字效果上更能驰魂夺魄,引人共鸣。对题咏派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体现的红学观念、审美理想,以及《红楼梦》一书在当时的传播及其影响的了解,都是极有价值的。这里还有必要强调指出:“题咏派”并不全同于“题红诗”,在形式上它还应该包容词、曲、赋、赞等韵文;在内容上,它也应该吸纳“题芹诗”。可惜的是,一粟《红楼梦卷》在体例上囊括未尽,《红楼梦大辞典》亦将二敦兄弟及张宜泉关于曹雪芹的那些酬唱、怀人、凭吊的作品摒除在外。也许这些诗虽然谈到曹雪芹但并未直接涉及《红楼梦》本身,故被割爱弃置。然而,这些不算很多的作品分明提供了曹雪芹的生平资料,而且是第一手的,这就弥足珍贵了!又岂容忽视?况且,离开了作者曹雪芹谁又能将《红楼梦》说清楚?古人云:“知人论世。”这本属常识,但在近年的红学研究中,有人将这讥讽为“曹学”或“红外线”,强分红学畛域,实则“曹学”“红学”应羽翼辅成,我们今天就是要打破“内学”与“外学”的樊篱,清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实现文献、文本乃至文化的沟通。从这样的红学新理念出发,我们认为题咏派应该是“题红诗”与“题芹诗”的二水分流,它们各自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另外,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关于红学题咏派的上下限规定问题,一般研究者是以清乾隆至道光为起讫,从旧红学狭义上所讲的题红诗而言,这样处理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我们把题咏派视为一个红学流派做专题研究,则应该放开眼界,扩大该流派的时间范围。若以历史分期而论,我们认为从曹雪芹一开始创作《红楼梦》直至程高本的面世,当为题咏派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局限于雪芹的亲朋好友之间,因此“题芹诗”颇多,不仅颂赞其小说,还涉及其诗才画艺以及品格风貌,所以值得钩沉深研,尤其是对早期脂评夹杂的咏红之作应该做系统的抉剔爬梳,因为它们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中有些诗出于曹雪芹自拟,则需要考辨厘清。第二阶段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高本面世至道光评点派的勃兴。这一阶段主要是大量“题红诗”的涌现,为题咏派的主脉,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大部分作品着眼于《红楼梦》小说本身,鲜明地体现出时人的红学观和人物论,我们可以视其为特殊形式的评红。第三阶段为道光至1921年新红学的诞生。这个阶段评点、索隐两派先后蔚为大观,题咏派与这两派和平共处,共同苦撑着旧红学的格局,但就题咏派本身而言,已呈衰微趋势。第四阶段为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至今。考证派红学既兴,题咏派同评点、索隐等旧红学的命运一样,几成绝响。然其余波,则披尚广远,绵延不绝而至当代。其间又凡三变,当着考证红学如日中天的新红学鼎盛时期,人们更着迷于探赜作品本事;复兼战乱频仍,黍离之悲,文士儒冠亦大多一洗闺阁脂粉,由婉约而豪放,伤时感世,遂弃此香奁艳体而不为,由是题咏派众芳摇落,一变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鼎革之际,特别是随着1954年批评派红学的独占鳌头,题咏派这种载体远远不能适应红学新势态的需要,不能满足人们诠释《红楼梦》的文化心理需要,其同整个旧红学命运一样,被新时代淘汰,理所固然,此题咏派在新的时代之二变也。“文革”结束,百废俱兴,吟红诗词承先辈之流风余韵,颇有一些佳篇问世传奇,可为红坛添一花絮,此三变也,亦题咏派生生不息之明证。

  

   从第一首题红诗的缘起,到衍化成各式各样的题咏派作品,其原因是复杂综合的。从文化渊源上考察,与我国文学批评传统的“以诗论诗”有关。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唐宋元明以来的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的批评著作,还是能从中寻绎出以诗歌等韵文形式来评论小说的源流嬗变的,何况小说本来就是在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当小说这种形式被人们接受后,人们用诗词来评论它也是水到渠成之事。特别是清代诗词中兴以及由此引发的诗坛酬唱盛况这种特殊的背景,无疑对红学题咏派的催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红楼梦》又是那样的博大精深,引无数骚人竞折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尽管有不少题红诗,命意潜词,俱未工稳,甚至逞才斗艳,令人难以卒读,对这种瑕瑜互见的现象,我们应该正视,但是对于整个红学题咏派不能一笔抹掉,必须客观地看到它对扩大《红楼梦》影响所起到的其他流派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讲过: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红学诸流派,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旧红学时期的脂评乃至评点、题咏派,尽管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总的来看,还不过是一种“随感式”杂评,很难说构成了什么“时代思潮”。其影响也仅局限于红学领域,因此也就谈不上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冲击波。实际上,红学的重大建树,主要出现在20世纪。蔡、胡论战以及稍前的王国维分别以自己的红学实绩奠定了索隐派、考证派、批评派的主要格局,揭开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新页,并给以后的红学研究以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回眸20世纪的红学成果时,恐怕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发现哪一门专学像红学那样,与20世纪这一百年的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既有学界泰斗参与,又有政坛领袖介入,更有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喜好,可以说民间、庙堂、学院均置身“红楼”。因此,我们以20世纪索隐、考证、批评这三派之间的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作为重点个案分析,并兼及其他,应该说,大致还是抓住了红学中的核心问题的。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红学中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上来讲,它们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它们都是有着各自源流谱系的。如果我们广开思路,再做些横向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西方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与我们红学中指向作品的索隐及指向作者的考证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当代的“社会历史批评”,直承“宋学派”的侧重微言大义而来,但更重要的是,与“五四”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有关。各种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一些人文表征,它们的背后隐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所以说,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的交互影响,才是红学诸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单纯的线性描述或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圆满解释复杂的红学流派兴衰的原因。索隐派与考证派各树营垒互相攻讦,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本质上讲,考证也是一种索隐,区别仅是它将曹家人物代替了清史人物对《红楼梦》的附会而已。索隐派红学的最大迷误就在于它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以为将清代某些历史与《红楼梦》中的人事“关合处”一一坐实才算解读了《红楼梦》。其实,不管曹雪芹这部作品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进入小说艺术整体中,它们就必然会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从而被构造成为新的意义单位。考证派的症结又何尝不在这里呢?!它立足点的偏差也正是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以致从考证派创立之初的科学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科学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由于在学理上这两派存在着通弊,它们后来均被社会历史批评派摧陷廓清并最终被取而代之,也是红学流派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

  

当然,如果放到整个红学流派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对于索隐派、考证派,我们又不能全盘否定。在索隐、考证两大流派产生之前大量的“红学”评论,题咏也好、评点也好,它们都是印象式随笔,尚不足称为自成体系的学术。从索隐派、考证派之后,才跳出先前“红学”那种小的格局,出现了宏大气象和各界普遍垂注《红楼梦》的盛况。就索隐派本身而言,欲挖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也有相当的合理性。《红楼梦》中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廋辞和象征意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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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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