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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早期的极权主义研究——兼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更新时间:2007-04-03 01:10:42
作者: 孙传钊  

  

  一,视角转向西欧传统政治思想

  

  极权主义现象的解释和研究几乎是与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同时开始的,但是,早期的著述多出自记者之手,多为法西斯运动现状的叙述,少有学理的探索,最多有着忠实地记叙历史的真实的学术价值。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为止。从反法西斯的现实政治出发,自30年代后期,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及其体制的研究才为欧美学术界重视。随着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逐渐为外界所闻,法西斯政体和斯大林体制分别被看作右、左两翼的极权主义制度得以研究。另一方面,纳粹掌握政权后,大量的反纳粹学者流亡国外,一些本来对政治不关心或对政治学研究没有兴趣的学者转向对纳粹极权主义的研究。如克里斯(Ernst Kris)研究纳粹的宣传、卡西尔(Ernst Cassirer)探索国家神话与极权主义起源的关系、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转向政治哲学领域。浩瀚的关于德国或意大利一国的法西斯体制的著述不计,就研究极权主义体制起因的早期著作1而言,最早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把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Wilhelm Reich,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 zur Sexual Sexualökonomie der politischen Reaktion und zur proletarischen Sexualpolitik,1939)。这也是一部最早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体制的群众基础的著作。虽然赖希的“性经济学原理“失之偏颇,强调性的受压抑和非理性的宗教神秘主义是群众崇拜、屈服于权威主义的心理根源。但是,他以纳粹党及其理论吸引了众多的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的事实出发,注意到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与其信仰的意识形态之间不一定呈现对应、一致关系,并且探索该现象的原因,也确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稍后,弗洛姆(Erich Fromm)分析极权主义的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942)、《寻找自我》(Man for Himself, 1947)也问世了。弗洛姆也已经看到了18世纪启蒙思潮的哲学、19世纪的进步思想理论在宣扬人的尊严和力量的观念的同时也隐含了国家、社会至上否定个人价值的要素,是种民主与极权主义混杂在一起的思想。2在以后《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 1955)中,他更明确指出无力感、孤立感的异化了的现代人对权力偶像的盲从,是中世纪到19世纪为止的个人主义的一种新的理性的变态。极权主义体制最大的欺骗性就在于它以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出现。另外,1939年弗洛姆领导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哈特克(Anna Hartock)、拉扎菲尔特(Paul Lazarsfeld)、萨哈特(Ernst Schachtel)、海兹格(Herta Herzog)等参加的关于权威之影响的研究——德国工人人格与信仰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赖希非常接近:德国工人阶级对纳粹取得政权几乎不抵抗,与他们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不匹配。该研究曾经考虑以《魏玛共和国的工人阶级 》(The German Workers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为书名出版。最后未能实现。3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最初的两部著作《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39)和《产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也是那个时期的成果。这两部著作尽管是粗线条的宏观研究,但是,杜拉克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义与英美渐进的经验主义的两种西欧传统一贬一褒的观点,后来都为汉娜·阿伦特、塔尔蒙(J. L. Talmon)及其他研究者们深入下去,把英美缓进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法国激进的救世主义理想的渊源进行比较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课题。中国读者熟悉的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Sidney Hook,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1940)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胡克也指出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各种概念是来自对法国革命研究的结果。4可能受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少数人统治永恒说、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特选的精英人物循环论乃至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论的影响,卡尔·曼海姆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etion,1940)中,也已经明确提出了:追求民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都会转化为极权主义体制。莫斯卡等三人的精英政治理论常被极权主义研究者所引用,也被极权主义信仰者作为自己理论正当化的依据。对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极权主义正当化的理论作出反击的,是斯比茨的《反民主主义思想的类型》(David Spitz, Patterns of Anti—Democratic thought, 1949);而西蒙特·纽曼的《永恒的革命》(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Total State in a World at War, 1942)也是最早把斯大林体制作为极权主义历史社会形态典型的著作之一。

  早年的出色研究成果还可以列举劳辛格的《无政府主义革命》(Hermann Raucshnig,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1939)和雷德勒《大众的国家》(Emil Lederer, State of the Masses,1940)。至于那个时代的名著——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以及卡尔·,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1955)等,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战结束后,学术界关于法西斯成因有三种典型观点——欧洲传统道德堕落论、德意两国特殊性历史必然论和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第三国际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论。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克罗齐(B. Croce)、梅尼克等。如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Friedrich Meineck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ungen und Erinnerungen,1946)中也指出,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末就“已经看出启蒙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乐观幻想之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四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那些强而有力的人们、由那些可怕单一化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人望”。5梅尼克把法西斯的诞生看作传统伦理的堕落和断层的结果。但是,他也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被民族主义运动先声夺人,所以世界历史日程表,帝国主义排在前面了。而事实上,德、意两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浪潮是联系在一起的。6另一位持欧洲传统断裂论的美国研究者汉斯·孔(H.Kohn)的观点也有他自己的特色。他指出20世纪产生的极权主义与西欧自由主义的理性、良心自由和宽容等传统毫无共同之处,是要建立一种排他的信念,但是这种信念与道德没有关系,是要建立一种与旧的保守主义、绝对主义不同的体制。那些旧体制中不顾及大众的积极性,而这种20世纪新体制的极权主义调动大众的积极性,这种独裁体制有着大众“民主”的特征。7孔认为,大众“民主”与西欧的政治传统是断裂的,是“新东西”。

  40年代末,阿伦特执笔《极权主义的起源》,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的时期。她不仅对当时的反共浪潮表示厌恶和忧虑,而且对人们普遍把极权主义兴起看作欧洲传统伦理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突然变异的结果那种见解持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对斯大林主义体制形成发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低俗的纳粹种族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欧的传统的政治思想。8那以后,她未曾中断过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欧传统政治思想关系的探索。《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和最后没有完成的遗著《精神活动》(The Life of the Mind,1978)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她在《论革命》中,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进行了比较,赞扬美国建国时期的革命家们的远见和业绩。她指出,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激进派企图用革命手段去解决大众的贫困问题,最终放弃了在公共领域中对政治民主的追求,暴力没有解决大众的贫困,而恐怖政治却葬送了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美国沐浴在北美大陆自然环境的恩惠,不存在普遍的贫困问题,所以革命者们可以充分地考虑、讨论和制订出一部划清公与私的领域界限的出色的宪法。法国革命的领袖们“把道德作为‘厄运的人们属性’,结论是道德必定是贫民的‘世袭财产’。他们相信‘安逸的魔力会孕育犯罪’,所以,主张贫民悲惨的痛苦生活必然会产生善的论点”。于是在革命中大家要尽最大可能去揪出革命队伍中的道德伪善者,恐怖政治接踵而来——暴力成了必然。

  前面谈到欧美学术界关于法西斯成因第三种典型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阐述法西斯体制是资本主义的走向垄断的产物。30年代至40年代,从这一立场出发的研究及其成果主要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研究所迁移到美国后,对反纳粹立场的流亡在美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赞助。其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以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为基础题为“权威与家庭”的系列研究,研究极权体与权威人格的关系;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论出发研究纳粹体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后者更接近正统共产国际季米托洛夫的观点:纳粹是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归宿,注重体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上述的弗洛姆的研究及其成果就是前一类型的一例,认为极权主义产生是西方理性极端发展的产物,而注重讨论工具理性功能、暴力的心理机制。后一类型的典型研究有马尔库什的《极权主义国家观与自由主义的斗争》。9 马尔库什认为极权主义既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又是自由主义的继续。其源头是生活的全面理性化和机械的知性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尼采的思想、存在主义的非理性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发展。自由主义强调的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为极权主义利用,非理性与自然主义结合起来,自然论的种族主义上升到“神圣的神话”。他指出,施密特的政治思想正是利用存在本身的正当性,反对政治要受伦理的制约,提出权威至上,为纳粹正名;海德格尔也是利用非理性的自然主义——大地与血统为纳粹辩护。10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他说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与权威的观念因为索列尔和帕托累等人的利用,转化为精英的权威主义——领袖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形式主义,因此极权注意事项本身没有理论概念,仅仅以反其他概念为依据,如“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等等。11他预言,未来的世界自由主义将走向衰退,取而代只的是右翼权威主义的极权政体或左派的解放的集体主义社会。当然,他后来又提出了第三种“单向度”社会的理论。马尔库什研究的最基本的观点大多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承认。12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研究极权主义的众多的成果中影响最大的要数1942年出版的法朗士·纽曼的《比希莫斯》(Behemoth,单世联译成“巨兽”)。13纽曼流亡英国之前,在德国接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到了英国后,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费边社会主义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指导下从事政治学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中流露出对纳粹体制下的法律制度的本质的关心。他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主义”虽然提供了一种人权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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