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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溶澈:1910—1930年韩国《红楼梦》研究和翻译——略论韩国红学史的第二阶段

更新时间:2022-11-10 09:00:57
作者: 崔溶澈  

   一、绪论(韩国红学简史)

  

   韩国红学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楼梦》传播到朝鲜的时期到朝鲜王朝的末期。在这个时期许多《红楼梦》版本传入韩国,传播各地,形成了不少的读者群,又进行翻译工作,留下了很好的成果,现存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乐善斋本《红楼梦》就是世界最早的全译本,应该受到红学界和翻译文学界的重视。

  

   第二阶段为1910年到1945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我们一直认为在这时期几乎没有相当的红学成果,而最近根据调查结果发现竟有了梁建植、张志瑛等人的红学评论及翻译,可以补充韩国红学史的一大缺陷,本文的撰写目的就在于探讨这个时期的红学成果。

  

   第三阶段为1945年韩国光复以后到1980年前后,在这个时期由于时代条件与学术环境的原因,学界对于《红楼梦》的兴趣不太大,我们只可指出数种翻译本和一些介绍性的短文。

  

   从1980年出现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论文之后一直到现在,在韩国红学史上属于第四阶段。这是韩国当代红学时期,虽然其成果还不能和中国或日本等地相比,但在韩国红学史上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可以说正在发展过程当中,更有发展的潜力。

  

   按照以上的发展阶段,简单地介绍一下韩国红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环节。

  

   《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准确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不能详细考察。笔者在写《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1]一文时,根据朝鲜后期文人李圭景(1788—?)的著录年代,曾经推测“传入朝鲜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830年”。现在韩国主要图书馆所藏的《红楼梦》版本中,尚未发现早期的抄本系统,只有东观阁本、本衙藏版本、藤花榭本、三元堂本等程刻本以后的刻本系统,因此我认为早期脂评本系统的版本没有流传到朝鲜,《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时期可能是程刻本出现以后的18世纪末期或19世纪初期前后。[2]

  

   至于《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方面,笔者曾指出《九云记》一书中所见的《红楼梦》的诗句和一些词汇。[3]《九云记》为现藏于韩国岭南大学中央图书馆汶波文库的一部汉文小说,作者署名为“无名子”,不能考究其姓氏籍贯,有抄本九卷九册,总共三十五回。《九云记》确实受《红楼梦》和《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笔者曾举出其中比较明显的影响证据,但是后来发现有关《九云记》的新的资料,不得不重新讨论此书的作者及国籍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了。

  

   原来《九云记》的内容,大致上袭用朝鲜仁祖时的著名的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只是部分内容更改或扩大。而且现存的抄本《九云记》为海内外孤本。韩国古典文学界一直认为这部作品属于韩国汉文小说。新的资料从朝鲜后期委巷文人金进洙(1797—1865)所著《碧芦集》中的一首诗和诗注而得。根据分析结果,金进洙的诗注所称的《九云楼》,很可能就是现存的《九云记》的原本,内容上完全符合,而且从文中看到其作品可能为一位中国文人看了朝鲜小说《九云梦》之后,重新创作的一部中国小说,因此引起了争论。笔者曾撰写《〈九云记〉的作者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文,1992年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发表[4],但由于可商榷的意见仍然存在,《九云记》的国籍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红楼梦》的韩国语翻译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还没有发现[5],现存韩国的最早的《红楼梦》翻译本应推为乐善斋全译本。原藏在汉城昌德宫乐善斋的这部全译本,总共一百二十册,现存一百一十七册,收藏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此书的翻译情况非常特殊,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原文都由朱笔抄录,原文汉字左旁又填写韩文字母造字的注音,也可以说是在韩国出现的另一种版本。据考察,此书的成书年代及翻译者,大致上认为是1884年前后由李钟泰(1850—1908)等宫廷文士所翻译的。[6]这部注音对译全译本,目前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是在世界红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但遗憾的是,在韩国虽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全译本”,而后来的红学成果并不很发达。笔者在撰写《清代红学研究》[7]一书时,尚不知道韩国光复以前的翻译或研究的资料,后来才知道光复以前有一位韩国红学家曾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评论及翻译文,但当时调查得还不够详细,只能写到如下:

  

   二十世纪初,虽然出现了不少的新活字本翻译小说如《水浒传》等,而尚未发现《红楼梦》一书。但是有一种未完成翻译稿,由梁白华所翻译,发表于《时代日报》的《石头记》就是。这是韩国最早期的现代译文,是一九二五年所翻译的,连载了一年多,只可惜没有完成出书。梁白华可算是韩国第一位红学家,除了翻译之外,他又写了两篇红学评论,发表于《东亚日报》,讨论当时中国的红学研究情况。至于梁白华翻译文的概况,待考。[8]

  

   梁白华就是梁建植(1889—1944),白华是他的笔名,他在早期也用“菊如”等笔名,因此在这儿使用他的本名梁建植。梁建植的《红楼梦》翻译是从1918年开始的,笔者写上文时,只知道他在后来发表的。他能在1918年开始《红楼梦》翻译,不仅在韩国翻译文学史上比较早,在中国红学史上也是属于新红学之前的事,应该值得重视。除了翻译,他还有三篇红学评论。这些翻译文及评论都在《每日申报》《时代日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当时的韩国报纸上发表。他当时已经被视为著名的红学家。

  

   笔者在调查梁建植的红学文章时,偶然发现另一位红学家在1930年翻译《红楼梦》,发表于《朝鲜日报》。翻译者为张志瑛(1887—1976),是一位著名的汉语及韩国语学者;翻译文曾连载了三百○二回。他的翻译分量比梁建植的多,翻译方式及态度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这表示随时代情况的变化,翻译风气也跟着改变。张志瑛翻译的《红楼梦》也是在韩国红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项成果。他们的红学活动可以作为从朝鲜后期乐善斋全译本的出现到光复以后的现代红学时期之前的桥梁,可以说是韩国红学史上的第二阶段。笔者在此主要从这两位红学家的研究及翻译的成果来探讨1910—1930年在韩国的红学情况。韩国光复以后,在中国学术研究上,逐渐开始发达,而在红学方面,比较低潮,只出现两三种翻译本和几篇非常简略的介绍文章,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兴趣。但在学术环境极为脆弱的五六十年代,能够有金龙济翻译本和李周洪翻译本的问世,也算是非常幸运的。此书虽然没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让一般读者多了解《红楼梦》这本小说的存在,起了不少的作用,可以说是这时期的重要成果。

  

   当代红学时期是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主要成果在于专门学术论文的发表和现代全译本的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虽然不过短短的十多年而已,但其成果远超过前三个时期,尤其专门研究论文的大量出现,是这个时期的独特现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十二篇学位论文,其中两篇是博士学位论文,包括韩国学人在台湾的学位论文。单看数量方面,已经很惊人了。另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达四十余篇。韩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如作者、版本、脂评、主题思想、人物、结构、诗词曲赋、续书、比较研究等都有。韩国红学的将来可能很有希望。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许多宝贵的成果,还需要继续向韩国学术界介绍,也应该继续调查韩国红学史上的补充资料。

  

   二、梁建植的红楼梦研究

  

   关于梁建植的出生及成长过程,我们所知不多。专家学者认为他在1889年5月出生于当时的汉城塔洞,在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并吞)以前毕业于汉城外国语学校汉语科,之后可能去中国游学数年回来。[9]他从1915年前后开始文士生活,曾用过“菊如”“白华”“白华生”等笔名,偶尔也用“芦下生”“今来”“KSR”“城西闲人”“天爱”等外号。[10]梁建植为一位早期的现代小说家,但他的名气不如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光洙[11],后来小说作品不多,而把他的主要精力贯注于中国文学的评论及翻译介绍上,尤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及戏曲方面,留下不少翻译作品。

  

   梁建植在1915年他二十六岁时发表现代短篇小说《石狮子像》一篇,开始文坛生活,又在1917年发表《关于小说西游记》一文,表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学方面的兴趣。这年在中国刚开始新文学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发表,关于古典小说的考证作业还没有进行研究。梁建植在当时可能没有受到中国学界的影响,而纯粹由佛教的立场写出关于《西游记》的文章,因此部分的论点还不正确,如说《西游记》的作者为长春真人丘处机,是从旧说的。[12]当时梁建植反对《西游记》的道教小说论(批评家吴一子之说),而主张其为佛教小说。[13]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小说及戏曲》一文中,更为广泛地探讨中国通俗文学的各方面内容。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朝鲜,对于小说及戏曲等的通俗文学,其评价还没有到文学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他能表现出对小说及戏曲的非凡的兴趣,是极为难得的,可以说是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先驱。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说:

  

   大凡研究外国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促进本国文学的发达,中国文学输入朝鲜已经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其影响极大,因此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学,可以说不及理解我国文学之一半,而且中国文学本身具有特性,在世界文学上放出异彩。

  

   梁建植在此文中介绍中国小说发达的过程,从庄子的寓言说到汉魏六朝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讲史小说,又介绍明清主要小说如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志》、丘处机的《西游记》、王元美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李笠翁的数篇小说,《镜花缘》《绣榻野史》《儒林外史》《肉蒲团》《花月痕》《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野叟曝言》等[14]。他在介绍《红楼梦》时,引用书中的句子来提起作者曹雪芹。其文如下: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先生一到金陵城中看完怡红院的繁华,过了十年以后重游旧地,景物如旧,园非故主,院亦改观,对于鸟啼花落,无非可悼,不胜感叹满目山河,题轩曰悼红轩,居此轩中,流尽一把辛酸泪,撰述稀世名作《红楼梦》。如今我们如何唤起九泉之曹雪芹先生乎?

  

他接着说中国小说及戏曲对韩国古典文学之影响,强调著名的韩国文学作品如《洪吉童传》和《东厢记》等作品[15]受到中国文学之影响比较明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又提到朝鲜后期的韩文抄本翻译小说的存在,认为这种翻译小说虽然不知出于谁手,但书中把难解的原文和俗语能够翻译为流畅的朝文,对于朝鲜文学帮助很多,又能向低阶层的读者普及高尚的文艺趣味,也可说其功劳不小。当时他对乐善斋所藏的翻译小说的存在有所了解,但没有留下更详细的信息,现在不能考证他所知有多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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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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