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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德与力的结合:王充的法度概念及法理依据

更新时间:2022-11-09 00:50:04
作者: 喻中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法理学的演进历程中,王充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法度概念的建构。王充憧憬的法度包含了两个子概念:秦国式法度与魏国式法度。其中,秦国式法度亦即“强国之法度”,这种法度的主要内容是严刑峻法,其功能主要是富国强兵。魏国式法度亦即“弱国之法度”,这种法度的主要内容是德礼仁义,其功能主要是道德感召。在王充看来,这两种法度都不足以表达法度概念的完整内涵,因为它们各有所短。完整的法度应当“德力具足”,应当是德与力的结合。按照王充的叙述,由德与力结合而成的法度,可以在儒家、法家、道家三种思想谱系中找到相应的法理依据,更具体地说,儒家的人性论、法家的功利论、道家的自然论,都可以为“德力具足”的法度概念提供法理支撑。当然,在儒、法、道三家之间,王充对儒家的理据有更多的依赖与认同。

   关键词:王充;论衡;法理;法度;德;力

  

   在汉代思想史上,如果西汉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家应当首推董仲舒,那么,东汉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家或许就不能避开王充(27-104)。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出自章太炎的《訄书·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随后,“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箸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章太炎所说的“华言”,就是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所称的“华文”或“虚妄之言”。

   根据章太炎建构的这段写意性的“汉晋学变简史”,可以看到,董仲舒带有过于浓厚的官方气息,以至于可以称之为“教皇”;杨雄以来的主流话语又过于浮华、虚妄、不切实际。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倘若要寻求“足以昭事理”的言论,那就还得指望王充及其《论衡》。如果以“汉得一人,足以振耻”来定位王充,那么,王充不仅是东汉思想史上的翘楚,甚至堪称两汉思想史上的第一人。这是章太炎的评价。章太炎如此推崇王充及其《论衡》,有一个或许可以略微考虑的因素是:他们都生长于今天的浙江。如果说章太炎是近代浙学的重镇,那么王充则堪称浙学的早期代表或主要奠基人。当然,这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因素,在此提及,只当闲笔一句。王充在汉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毕竟还是由他的思想贡献决定的。

   要论其学,当知其人。关于王充其人,《后汉书》上的记载只有两百多字,不妨全文引证于此:“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根据正史中的这段文字,王充其人其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独立自主。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远离朝廷、临近海边的地方,当然主要也是个性、秉性使然,王充的思想较之于董仲舒的思想,山林气息相对较强,庙堂气息相对较弱。庙堂对王充的笼罩程度、牵引力度,相对较轻;反过来说,则是他对庙堂保持了较为明显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从人生经历来看,王充虽然做过一些地方政府的佐吏,但他似乎并不贪恋这样的官方职位,数度自动离职。即使是面对朝廷的征召,也因病未去。这样的去就与出处,既可以说明王充思想具有一定的“非官方”色彩,同时也为王充保留了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甚至是特立独行的空间。独立自主地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这样的精神与风格,既提升了王充思想的魅力,同样也为我们理解王充思想提供了一些参照。

   在学术史上,关于王充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蔚为大观,然否兼备。但是,从中国法理学史的角度研究王充,专门研究王充在中国法理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却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有必要在王充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抽取、凝聚、凸显他的法理智慧,以之反映东汉时期中国法理学的主要成就。那么,如何探讨王充的法理学?通往王充法理世界的津渡在哪里?显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王充法理学的探讨方式,确实有多种选项,有多种可能。在几经踌躇与反复斟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王充在《论衡·非韩篇》中写下的一番问答,可以作为洞察王充法理学的一根线索。

   根据王充的叙述,在战国初期的魏国,“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这里的“表式其闾”,是说魏文侯在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街巷时,要扶着车把俯下身子,以表达对段干木的礼敬,然而,就是魏文侯的这种礼敬段干木的行为,居然拖住了秦军攻魏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有“论者”提出:“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虽全国有益,非所贵也。”为了回应“论者”的质疑,王充以提问作为回答的起点:“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在王充虚拟的这番对话中,论辩双方在此讨论的“法度”,就相当于当代的法、法律或法制。

   王充通过解释“法度之功”,建构了他的法度概念,描述了他所憧憬的法度。如果进一步考察他建构法度概念的思想理据、法理依据,就可以勾画出他关于“法度之理”的构想;“法度之理”可以简称为“法之理”,亦即“法理”。由此可见,王充的法理世界,就可以沿着这样一根线索,通过这样一个理路,得到有效的展示。

   1、法度:德与力的结合

   如前所述,王充提出了如何理解“法度之功”这个问题。他随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解释法度这个概念。

   他说:“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于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于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夫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谓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在这段话中,王充多次提到“法度”一词,譬如,“此法度也”,“虽有法度”,“魏有法度”,“弱国之法度”,“法度之功”,等等。那么,法度到底是什么?王充的叙述表明:其一,法度可以理解为“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这是秦国实践的法度。这样的法度有助于富国强兵。秦国就是因为这样的法度而成为了强国。这种“秦国式法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富强,集中体现为国家的军事实力,不太严格地说,就是“以力服人”。其二,法度可以理解为“敬贤”。这是魏文侯实践的法度。这样的法度能够让魏国免遭秦国的军事进攻。由此看来,“魏国式法度”也有极其显著的功能,其功能可以概括为“以德服人”。所谓“魏有法度”,亦即“魏国式法度”。这种法度的实体内容是“敬贤”。这种法度当然可以归属于王充所谓的“弱国之法度”。

   由此看来,王充的法度概念,可以包含两个子概念:秦国式法度与魏国式法度,这两种不同的法度又可以分别理解为强国之法度与弱国之法度。其中,秦国式法度或强国之法度,其实体内容是严刑峻法,这种法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强化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这是一种归属于国家的硬实力。与此相对应,魏国式法度或弱国之法度,其实体内容是敬贤及其背后的德礼仁义,这种法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强化国家的道德感召力,这是一种归属于国家的软实力。那么,如何处理这两种法度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法度孰优孰劣?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评析与价值选择?一个国家,如果要确立自己的“法度方略”,到底应当选择秦国式法度,还是应当选择魏国式法度?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助于引导我们走向王充法理学的核心地带。

   这些问题的答案要点,其实都在《论衡·非韩篇》中。按照王充所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王充在此所说的“治国之道”,其实已经指出了“法度”建设的方略:一手抓秦国式法度,一手抓魏国式法度,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养德”,亦即“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这里的“敬贤”正是前文所说的魏国式法度的核心内容。所谓“养力”,就是“养气力之士”,正是前文所说的“养三军之士”,亦即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正是秦国式法度的核心内容。因此,治国之道的方向就是“德力具足”或德力并重。由此看来,“治国之道”已经表达了法度概念的基本内涵:法度就是德与力的结合。这既是王充憧憬的法度概念,也可以看作是王充法理学的核心命题。

   在王充的法理世界中,法度具有完整的内涵,那就是,德力兼备,一个都不能少。如果仅仅是“养力”,那么所得就只能是秦国式法度;如果仅仅是“养德”,那么所得就只能是魏国式法度。这两种法度,虽然也可以归属于法度的范围之内,但毕竟只能代表法度概念中的一个要素,因而只能称之为“未完成的法度”,或者是“片面的法度”,或者是“偏颇的法度”。只有把德与力结合在一起的法度,才可以表达法度概念的完整内涵。

   既然法度是德与力的结合,这就意味着,对于法度之内涵来说,德与力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应当等量齐观。但是,王充对德与力的论证方式并不相同。“养力”对于法度的重要性,王充主要是用举例的方式予以论证;相比之下,“养德”对于法度的重要性,王充主要是用推理与举例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论证。

   关于“养力”的不可或缺,王充举出的例子是徐偃王,这是西周穆王时期的徐国君主。据说,徐偃王注重修行仁义,在“养德”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至于获得了三十二个国家的拥戴,这标志着徐偃王在“魏国式法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强大的楚国不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举兵而灭之”,徐偃王居然毫无还手之力。看来,仅仅着眼于“养德”的法度还可以称之为“有德守,无力备”的法度,单靠这种法度,归根到底还是靠不住的。徐偃王的悲剧证明,“养力”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度建设”来说,是不能缺少的。这就是王充对于“养力”之重要性的论证。相对说来,“力”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力”可以直观地、集中地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当代流行的“秀肌肉”一语,已经表明,这种硬实力是可以拿出来“秀”或直观展示的。善于“养力”,就可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因而,“力”或“养力”对于法度的意义,较少歧义,容易理解。因而,王充仅仅举出了徐偃王的悲剧,就完成了对“力”或“养力”之重要性的论证。

相比之下,要论证“养德”的不可或缺,难度系数明显增大。因为,“德”是软实力,一个国家或一个君主,是否“养德”,所养之德是多还是少,所养之德成色如何、品质怎样,都很难像硬实力那样进行直观的、客观的展示;即使有所展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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