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笛:茶馆、茶房与茶客——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一个微观考察

——2005年9月21日华东师大思与文演讲

更新时间:2007-04-03 00:47:16
作者: 王笛  

  

  中国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但学者们对这个变迁怎样改变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却知之甚少。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史的专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对中国内陆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成都地处内陆,较之沿海城市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这对研究中国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如果我们试图去观察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理应是我们的注意力所在。这篇论文将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经济文化单位,分析在这个空间活动的各色人等,把茶馆作为大千世界的缩影,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1。

  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2。中国学者近年来出版了不少的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 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3,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本关于中国茶馆的学术专著,甚至论文也很少4。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没有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5。其实,倒是日本学者较早注意到中国茶馆的问题,1974年,研究中国文学的竹内実出版了《茶馆》一书6。不过,虽然本书冠名茶馆,但实际是中国的风土介绍,其中也只有一节是真正讲茶馆的。但他独具慧眼的是把“茶馆”作为书名,并作为本书开篇,列于其他关于地理、人口等等论述之前,十分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茶馆(至少从一个角度)的确代表了中国风土和大众文化。不过,关于中国茶馆的开拓性学术研究,应该是铃木智夫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江浙地区茶馆的论文7。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茶馆、顾客、“吃讲茶”、赌博等现象都有论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论文中所提到的,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其“分析尚不充分”,他意识到许多问题诸如茶馆是按“何种形式来经营的”等都未能回答。他在次年又发表了一篇以清末上海茶馆为研究对象的论文8,也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而未能把问题深入下去。但他的研究无疑使学者们注意到研究中国茶馆的重要性。在铃木智夫之后,西泽治彦发表了两篇关于茶馆的论文9,1985年的一篇以全国的茶馆为对象,资料丰富,将此前的有关论述作了认真清理,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茶馆及历史很有帮助。他在1988年发表的另一关于茶馆的研究是第一篇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论文。当人们还只是把观察茶馆的视野局限在沿海地区时,西泽治彦从而向人们打开了了解中国内陆城市茶馆的一扇窗口。这篇论文记述了从清代到现代成都茶馆的历史,但是在使用资料上也有局限10。虽然前此的研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都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档案、报刊以及各种游记资料,把对茶馆的研究从外部的观察,深入到茶馆的内部,即在其有限的空间之内,对茶馆进行具体地考察和分析。在这个研究中,我的视野焦距在内陆城市成都;但并非把整个城市作为研究目标,而是只集中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并非研究这个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只把茶馆作为考察对象。因此我称这个课题称为“微观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将指出,在20世纪的成都,茶馆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最为重要公共空间,茶馆的社会角色十分丰富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的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亦为各种人物――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富人还是穷人、忙人还是闲人――提供了活动舞台,并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本文是对茶馆、茶房(即堂倌)、茶客的综合研究。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11。成都是具有“茶国”之称的四川省的首府12。在成都,沿街有许多两层木结构建筑,一般底层作店铺,二楼作居室,许多人便将二楼开作茶馆,因而称“茶楼”。如果说“茶铺”是顾客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茶社”则是社会对这个行业的约定俗成叫法,所以在成都大多数茶馆――特别是那些档次一般的茶馆――都称“某某茶社”13。虽然这些茶馆都是私人拥有的,但它们是为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舞台14。在成都,茶馆的“灵魂”并不是茶馆的老板,而是那些能干又八面玲珑的茶房,他们又称为“堂倌”、“么师”、“提壶工人”,还有着“茶博士”的雅号15。虽然“茶博士”这个称呼带有戏噱的味道,但也的确反映了这样一批人高超的服务技术、对茶的丰富知识以及深厚的社会处事经验。

  不过,从城市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茶客对研究茶馆最为重要,本文也把他们作为重点进行考察。谁是茶馆最经常的茶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16。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是那些在工余到茶馆消遣的人,如手工工人,店员、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江湖医生等,喝茶之际,生意业务也并不耽误。至于那些以茶馆为生的人,如民间艺人、理发匠、小贩等,其身份也是经常转换的。如在白天他们是以茶馆谋生者,晚上在工余去茶馆,他们则成为茶客。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物。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数量、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

   

  虽然没有关于中国城市茶馆数量的系统资料,但成都的茶馆居各城市之首,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成都茶馆数量亦无系统统计,但根据我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和其他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果。1909年至1951年间成都茶馆数量基本处于500-800之间(1921年除外)。17当然,这并不一定反映了一种需求关系,而是茶业公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结果18。根据1932年的《成都市茶社之今昔》一文称,1921年是成都茶馆业的转折点,之后茶馆数量持续下降。据该文称,自辛亥革命后,成都茶馆便持续上升,在1921年达到一千多家19。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证明这个说法。从我掌握的各种资料(包括档案)看,成都茶馆的数量从未超过800家。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成都人口从1910年的34万发展到1949年的65万,但是茶馆数量变化不大。甚至在抗战时期,1947年成都人口达74万多,茶馆也不过614家。20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成都茶馆有659家,但以后便持续下降,1951年便已关闭100多家,仅541家幸存21。

  一些资料记录了茶馆的规模和容量,从而我们可以大概估计每天到茶馆喝茶的人数。1914年成都有681家茶馆,茶桌共9,958张,平均每家14.6张22。由此可见,成都茶馆的平均规模不大23。官方统计茶桌数是为了收税,各茶馆实际上经常少报桌数以偷税并随时添加桌椅,因此可以认为这9,958只是成都茶馆茶桌总数的最低数字,而实际数要大的多。如果我们按一万张茶桌算,每张桌四人,总数即达四万,这即是说当时成都超过十分之一的人都到茶馆喝茶。这恐怕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按照许多关于成都茶馆“拥挤不堪”的记录,以及所谓“一城市民半茶客”的顺口溜24,每张茶桌的利用每天应不止四人,茶客的数量可能还要大的多。据一份档案资料称,一个座位一天经常可以使用十次以上25。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便有人试图估计成都每日茶馆的客流量。例如,1942年初有人按成都400家茶馆算,如果每个茶馆每小时服务20个顾客,总数可达8,000人。如果按茶馆每日开10小时算,便有8万人。作者因而感叹,每天“八万人的生活消磨在茶馆里,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26同年,另有人估计,如果按每个茶馆每天50个客人计,每天即有30,550人,这个数量“居中国都市的第一位,也许要居世界大都市的第一位”27。当然,人们有不同的方法对茶客数量进行估算,彼此差异也颇大,我们也不可能得出十分准确的数字,不过这些估计数字至少使我们对茶客人数有一个大的概念,由此了解茶馆对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重要。

  另外,到底有多少人靠茶馆为生也是研究茶馆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四川官报》,1909年成都有茶馆518家,1,657户以此业为生,其中931户为装水烟,111户为艺人,589户为挑水夫28。舒新城在1924-1925年间访问成都时估计:“这里的茶馆数我不敢一定说是占全商店的几分之几,……推论起来,十一之数总算不多”29。因此,舒新城认为在成都的全部商户中,有十分之一是茶馆。1932年,成都茶业公会调查有600余茶馆,有6,000多户和数千工人以此业为生30。有人指出1941年茶馆从业人员人数在成都工商各业中居第五位31。根据1951年的调查,以茶馆为生者(包括业主和雇工)3,885人,平均每个茶馆7人。如果把其他利用茶馆作为谋生地的人,像小贩、理发匠、修脚工、装水烟、民间艺人、挑水工人等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应该还大的多32。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成都会有如此多茶馆?毫无疑问这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形成的,前此也有不少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概括来讲,有着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者是与成都地区水质有关。成都井水因含碱高而味涩,人们饮水多从城外江中汲取,那些经济条件允许者则向挑水夫购买河水,但仍用井水作洗涤等用途。城内虽有河水,但由于水浅,加之人们在河里洗涤衣物,造成污染,因而不能饮用。各茶馆泡茶也只用河水,所以几乎每个茶馆都在外面挂有写着“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则无人问津33。各茶馆都雇有专门挑水夫,据成都作家李劼人的描述,“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运到各官署、各公馆、尤其是各家茶铺去供全城人的饮用。”34因此成都有数百家人以挑水为生。因为取水不便,家中水质不好泡茶不佳,人们便到茶馆饮茶,茶馆附近人家一般也到茶馆买饮用水,这成为茶馆的一个固定收入。另一因素是成都平原缺乏燃料,成都人户以木材为主要燃料,但多从外地运来,因而价格不菲,一般人家都尽量节约。1935年薛绍铭游成都时便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很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35。另外,成都平原小路崎岖,牛马车行不便,人们搬运以肩挑背扛为主,交通工具以靠人力的鸡公车、轿子最普通,因此苦力们需喝水和歇息的地方。据40年代研究风土的王庆源考察,“因为交通工具多用人力,茶馆几乎到处都是,路旁的小茶馆,尤其明显的是在等待着满脸大汗的车夫挑夫,希望他们坐下,饮几杯清茶,因为茶素含有刺激作用,可以恢复他们疲劳了的精神。”36

  除此之外,成都平原的自然和地理因素也促使了茶馆的兴旺。成都平原气候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周围山区盛产茶叶,但由于交通不便,川茶运出困难,因此本地茶相对便宜,即使普通人家,喝茶也非大的负担37。 加之自古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水旱无虞,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小贸和休闲,在农闲时,他们便经常去乡场城镇的茶馆。这种衣食无忧的条件,逐渐养成了成都人节奏缓慢的悠闲生活方式。黄炎培先生民国时期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那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成都人“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美国地理学家G.哈巴德(G. Hubbard)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38。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39,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8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