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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 兰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阐释

更新时间:2022-11-07 22:55:24
作者: 周丹   兰洋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历史出现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我们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结构、动力机制、制度构成和本质特征等内在机理进行研究,进而在文明论的视野中,揭示西方现代文明面临的困境,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及其人类性价值。我们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区别于、超越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光明前景。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党中央强调,我们要“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两个大局”),这是做好一切工作、抓住一切战略机遇、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两个大局”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基于此,全面、深刻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成了我们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当务之急。笔者首先从深层逻辑上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格局发生的变化,然后分析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的困境,最后展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逻辑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16世纪以来人类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进入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被“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这意味着资本逻辑是近代以来历史的“关键因素”,这一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了相对隔绝的区域史和民族史。“现代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总的来说,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不断发生变革,使得世界格局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得尤为明显。“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不过,从近代历史的演进逻辑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是非常态的。这是因为虽然资本内含着不断变动的因素,但是从世界历史整体结构来看,这种变动只是资本自身形态的变化以及作为其权力承担者的霸权国家(集中于西方国家内部)的前后交替。与此相对应,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历史出现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样态和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指向更高的生存智慧、精神原则和文明理念。它必然需要越出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边界,形塑世界历史新的“关键变量”。由此观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内涵就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更替或霸主移位,它所表征的是旧的世界格局和价值体系的深刻危机与新的国际体系和文明样态的孕育生成。因此,只有深入世界历史的基本结构、动力机制、制度构成和本质特征之中,才能真正从深层逻辑上认识和透视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

   首先,就基本结构而言,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500年来西方国家独霸世界权力中心的格局首次被打破。马克思曾指出,“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些正是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等级性的最核心的体现,也是西方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最鲜明表征。当前,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不相上下,而且非西方国家具有更好的发展势头和增长预期。金砖国家集团、“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合作机制不断涌现,表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觉醒,不再对西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亦步亦趋。同时,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也进入新阶段,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世界多极化步伐不可阻挡,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国际规则在合作与斗争中被不断重塑。在此过程中,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这堪称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譬如,仅就经济总量一项数据看,东亚地区(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与北美地区(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相当,并且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北美地区是可以预见的。另外,欧盟的经济总量则远远落后于东亚和北美两个地区。总体而言,以西方为核心的“中心—边缘”格局面临大调整大变革,这构成了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和历史性的变化,也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面貌。

   其次,就动力机制而言,世界已经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度的动能转换和结构重组。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物联网、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世界范围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信息大传播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历史上看,18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先后完成了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每一次都带来了世界产业链的大转移、国际格局的大调整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与历史上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突破性和革命性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为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产业组织形式和利益结构更具垄断性等。并且,科技的突破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前所未有的,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如劳动力市场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就业模式面临解体;社会结构难以适应科技的快速迭代,社会断层大量出现;全球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等。总体而言,新的科技革命对世界的重塑作用愈发凸显。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前提。

   再次,就制度构成而言,大变局正在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和共处模式。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一度宣告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最优样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社会主义则遭遇“历史性退场”。但是,30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化趋势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反而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西方社会内部的断层不断生成,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日益觉察到其不公正的本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光环日趋黯淡。与此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持续增强。社会主义不仅没有退场,反而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展开全面竞争。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此消彼长,两种社会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格调。

   最后,就本质特征而言,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现代世界历史的主导原则是“资本逻辑”,即资本所特有的时空伸延和动态扩张构成了社会运演的本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资本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全面开发,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性制约,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然而,“在社会化生产力与私有资本的矛盾中,资本的动力本身就包含着它的自我否定,造成资本扩张空间的相对萎缩,由此形成经济危机”。同时,资本只不过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对抗性矛盾,是人类社会诸多弊端的深层原因。具体到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它促使形成了一整套维护资本利益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已经得到更为充分的暴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国际体系日趋松动没落,这表明超越资本逻辑的条件正在成熟。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资本主义呈现“加速运动”并导向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自我生产导致自我毁灭”。换言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继续下去,人类不仅没有未来,而且呈现“加速”毁灭的状况。世界历史的大变局指向了一种通往更高文明形式的可能道路,即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从根本上破除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超越西方“守成国—崛起国”的话语框架,超越西方“均势—霸权”的秩序认知,超越西方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文明观。简言之,彻底改造资本逻辑主导下充满压迫和剥削的旧体系而非简单的权力洗牌,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实质。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西方困境

   从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史来看,正如第三等级在法国大革命中是最积极的因素、代表着社会进步力量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资本主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私人垄断阶段、国家垄断阶段,现在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阶段,“一步一步从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已经走过了高峰时期,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具体来说,近代以来,尽管世界格局几经变革(譬如,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德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灾难,可是作为整体的西方仍然牢牢占据着世界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新一轮大变局面前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历史性颠倒。西方国家丧失了作为主宰世界历史之“关键变量”的地位和能力,这构成了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近代历史历次转向之间的关键差别。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由英国所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大不列颠企图“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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