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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尧:我的“口述史”观——序《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

更新时间:2022-11-07 15:29:16
作者: 鲁国尧  

   一、史学家论“口述史”

  

   “口述史”或“口述历史”,在当今的文化人或知识人的群体中已经属于“熟词”了,按照中国人惯用的“顾名思义”法,“口述史”就是“口述的历史”的意思。不过,从学术角度说,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口述史”的肇始、发展、定义、理论、代表性著作,等等。因此,我读过的十几本有关“口述史”的专业书,作者都不惜为此花费较长的篇幅。为节减计,本文只选择两本书,将它们介绍“口述史”的文字摘抄于下,两者相距二十年,同中有异,后者提出口述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此亦可窥见学术的“成长”。

  

   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口述史学的方法含义很广,既是指史学家搜集和传播口头史料的方法,又是指史学家全部或部分地依据口头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学方法则诞生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欧及世界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第469页)“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个倡导者是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年)。18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组织,它能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著名的美国人士的回忆。40年代,在美国先后成立了两个口述研究中心,森林史协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美国影响最大、代表了美国口述史学早期研究特点的则是1948年阿兰·内文斯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第476页)

  

   定宜庄 、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导言:“口述史(Oral History)……我们指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到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口述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不仅有了专门的理论探讨,还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仅以美国为例,1966年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就已超过90个。1967年成立了美国口述史学协会,到1971年,口述史又有了自己的刊物《口述历史评论》杂志。”

  

   二、我之言:“第一本口述史在中国”

  

   前几年,我读过一本书,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世英先生(1920—2020年)著的《张世英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张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他的书中讲到当时的文史专家名教授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的一则逸事。那时,在昆明,某个夜晚,刘文典教授在学校的一个露天大院讲《红楼梦》,不仅有很多学生踊跃前来,席地而坐,而且让张世英感到惊讶的是,他身旁的一位竟是化学系的著名教授。几十年过去了,年逾九旬的张先生仍念念不忘刘文典先生当时开场的名言:“我要讲的,都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别人讲过的,我一概不讲。”张先生的按语是:“今天看来,刘文典此话,也值得我们这些学人学习。”(第35页)我读《张世英回忆录》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书中的这个故事,若要转文,“于我心有戚戚焉”。不揣浅陋,谨步武先贤,以下关于“口述史”的若干见解,只讲“别人没有讲过的”。

  

   在史学史,以至人类文化史上,值得记录的一件要事,就是“口述史”的横空出世与迅速扩张。

  

   1927年第一本口述史作品在中国诞生,1928年出版。1940年左右美国学者提出“口述史”的术语,不久建立了研究机构,出版了刊物。此后“口述史”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至今不足百年,堪称战绩辉煌,附庸蔚为大国。简言之,一种新的著史方法崛起,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学科诞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成千上万的口述史作品(书籍、文章、音档等)。至于当下的中国,口述史,已经到了广为人知的地步。2021年8月1日我登录中国的百度网搜索,键入“口述史”三字,“找到相关结果约12,400,000个”;键入“口述历史”四字,“找到相关结果约19,100,000个”。我又登录中国国家图书馆网,键入“口述史”,得数为9100;键入“口述历史”,得数为5600。这些数字仅仅是中文纸本出版物上的数字。如此巨量,能不惊人骇世?

  

   本序首先要大讲的是“第一本口述史在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别人(包括研究“口述史”的众多历史学专门家)没有讲过的。两年前,即2019年5月,我作为崔枢华教授整理、撰文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第六章稿本的第一个读者,读罢心潮澎湃,乘兴写了一篇“跋”,抄录了《庚子西狩丛谈》里记述1900年清王朝慈禧太后裹挟光绪帝自京城落荒而逃狼狈万状的一段文字,这是该书最吸引人的一段(我相信诸位读者必然都同意我的这一论断)。我在这篇“跋”中提出了:“《庚子西狩丛谈》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如今在这篇“序”里,我将展开,做比较详细的论述。

  

   如今,我做这样的正式表述:世界第一本口述史,是1919年、1927年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1865—1936年)两次口述,浙江兰溪人刘治襄(1867-1931年)1927年记录撰文,1928年出版的《庚子西狩丛谈》。

  

   兹略叙这世界上第一本口述史的述、撰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腐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一步地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百年内,中国首都被外国侵略者攻占计三次:一是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又一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旧中国,几乎是每四十年首都就沦陷于敌手一次,这是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的奇耻大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先是由渤海湾攻占天津,8月14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裹挟光绪帝及一些大臣、太监、宫女仓皇离开紫禁城,向西北方向逃跑。一路惊吓,狼狈不堪,到了直隶省(今河北省)怀来县,知县吴永“接驾”,勉力安顿下这一干逃亡人等。此后吴永奉命随行向西至西安,直至“两宫”“回銮”的途中在开封被任命做广东地方官方离开。吴永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1912年清室覆亡,帝制结束,民国建立。在民国时期,吴永任山东省的地方官,1919年至省城济南公干,与浙江同乡刘治襄结识。应刘治襄要求讲述当年八国联军之役太后、皇帝西逃的过程,但因故中断。1927年吴、刘二人又同任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任内阁总理潘复的幕僚。于是,吴永应刘治襄的再次请求,讲述了当年接驾、扈驾的全过程。而后,刘治襄连续三个通宵记、撰成文字作品,复经吴永审阅、修改、认可。于是,在二人合作下,产生了这全世界第一本口述史《庚子西狩丛谈》,次年印行。

  

   请看该书口述者吴永“序”:“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浩博,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本序笔者注:1902年。下同)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余久钦其才望,以未获一见为恨。己未(注:1919年)之秋,于役济南,晤于省廨。甫接襼,即询余西狩事。语未竟,会有他客至,寻复散去。越八年,余为济宁总揆(注: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潘复是山东济宁人)辟入枢幕,与先生共几席。重申前问,余为缕述颠末。先生与同僚听之,或喜或忿,诧为创闻。余意一时之谈,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

  

   再看记录撰文者刘治襄的叙述:“民国八载(注:1919年),余佐山东省幕。渔川(注:吴永之字)方任胶东道尹,以事晋省,居停屈公(注:时山东省长屈映光)觞之于省署西园,嘱予为陪。……臭味相感,一见莫逆,恍惚若平生故旧。席间坐次适相接,喜极情急,不复能自禁,未及举酒,即径叩以前事。众闻语,咸共忻赞,渔川因为从头叙述,合座倾听,均敛容屏气,至寂然不闻匕箸声。正谈至酣蜜处,忽报某镇帅至,……遽尔中断。”“顷岁政局改造,济宁潘公总揆事(注:潘复于1927年6月任北洋政府总理)。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同儤西厅,又适在对案,相见喜极。亟拟请申前说……渔川重违众意,勉为之开章演说。同人环坐促膝,如听柳麻子(注:明末评话艺术家泰州人柳敬亭,当时多位著名文士作诗文盛赞其技艺)说《水浒传》,心摹神会,目无旁眴。渔川旋亦自忘其疲,描述拳匪始末,殊清切动听。忽惊忽愕,忽笑忽怒,顷刻万态,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久之而声益高,神益王,旁牵侧证,触绪环生。娓娓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复遏止。直至全部结束。……此次所谈,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但通体比较,总以详于前者为多。其关于拳匪一节,及后幅情事,均为前说所未及。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回寓后,偶与侄婿倪孔昭、儿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踊跃,如读章回小说,前说未竟,即亟盼下回分解。予念渔川所谈,虽属于一人之遭际,而其间事实,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政局之得失,为当世所不具悉者。渔川不言,恐更无人言之,亦更无人知之。此一段逊荒实录,或遂沉埋湮没,永在阙文借乘之列。殊为可惜。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竟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磬其十一。而乱稿敦积,直如太冲研都(注:晋初文学家左思著《三都赋》),纵横左右,狼藉满案。次晚更续,始别以新纸检饬书之,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折叠稿纸,已岿然如牛腰。因嘱倪婿依序整理,清缮一通。复持示渔川,承为铨次先后,订其漏误。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携归核对,以次填补地名、时日,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余则。于是自拳匪发难,洎出狩以至回銮,首尾粗具,居然足成一片段。……因姑名之曰《西狩丛谈》。”刘治襄自谓《庚子西狩丛谈》:“事实翔实,在渔川为亲见,在予即为亲闻,耳入而笔出,初未尝稍有增减缘饰,取悦观者。虽不敢遽言传后,要当足以信今。”

  

   吴永第二次口述的听众之一,著名学者吴闿生(1877-1950年,学界称北江先生)之“序”点明了具体时间:“丁卯(注:1927年)之秋,余与公(注:指吴永)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询者,公为述其大略,乃与外间所传迥异。同坐刘治襄先生,瑰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数万言。”

  

   《庚子西狩丛谈》是一本道地的口述史。吴永是口述者,他先后口述两次。刘治襄是记录撰文者。刘治襄其人应举、从政都表现出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心理学指出,高度的热情、浓厚的兴趣以及临危应急等特殊情况都会使人体激发出超乎寻常的生理机能,为了将庚子这一段重要国史保存下来传给后世,刘治襄惊人的记忆力、倚马可待的写作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连续三夜疾书七万余言,成此绚丽辉煌的名山之著,猗欤盛哉!吴永在审阅记录稿时,提供了自己的相关日记,对原稿做了应有的订补,并作序认可。同时,另一位听讲者吴闿生也作序认同。

  

   “第一本口述史在中国”,中国人对此应该大书特书!惜乎众多史学家、口述史专家迄今未省,不揣谫陋,兹特为表而出之。

  

三、世界第一本口述史记录撰文者刘治襄史料摭拾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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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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