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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风险社会、公平责任与社会团结——以“许云鹤案”为切入

更新时间:2022-11-06 23:02:25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摘要】以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十大经典案件的“许云鹤案”为切入,分析法官的思维逻辑,揭示法官在遭遇此类案件时的无助:用现有的法律判案,所得的结果无法获得大众和法律人的认可。这种困难不仅是由于法律与道德冲突、法官无能,这不仅是法官的难题,也是追求确定性的现代法律的难题。许云鹤是由法律选定的责任承担者,法官必须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团结。但是,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如何用法律来规制这种风险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许云鹤案 风险社会 公平责任 社会团结

  

   Risky Society, Equitable Liabili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Based on "Xu YunHe-case"

  

   【Abstract】

  

   The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legal thinking of the judge in "Xu YunHe-case", which has been selected as National Top 10 Classic Case of 2012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judge is helpless in this case: his adjudication can’t meet the public or the lawyers’ expect. The causes of the dilemma are more than the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and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judges; the dilemma is not only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the judges, but also a puzzle of modern legal system. Xu should bear the liability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olidarity, this is the goal of modern legal system and that is the only choice for the judge. However, we have entered “risk society”, the formal rational law can’t guarantee the definiteness in risky society any more. The equitable liability which aims to the social solidarity may disintegrate the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which is a paradox of social solidarity.

  

   【Keywords】Xu YunHe-case; risky society; equitable liability; social solidarity

  

  

   一、问题的提出

  

   维持一个群体的秩序需要对破坏行为进行规制,对纠纷进行处理,以便保证已有的社会关系不致破裂。法理型统治的确立使得法律成为了最主要的解纷手段,即通过刑事上的定罪量刑、民事和行政上的责任分配来实现矫正正义,化解纠纷,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维系整个社会的团结。如果陆续出现一些法律难以处理的案件,“坏的”判决会使得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这一套运作机制产生质疑,法律的权威就受到挑战,整个法治面临瓦解之虞,社会秩序也遭遇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危机,司法实践一再被这类的“疑难案件”所拷问,法院的合法性和司法的正当性饱受质疑。“许云鹤案”就是众多疑难案件中的一个:原告王秀芝称在天津某路段被许云鹤撞到,要求许云鹤赔偿;被告许云鹤声称自己并未撞到王老太,帮助王是见义勇为行为。双方对许云鹤是撞人后的救助还是见义勇为发生了争议,鉴定结论无法判断许云鹤的车辆与王老太是否发生碰撞,而法院根据法律推理判决许云鹤承担10余万的赔偿金。[1]但是该案判决后,普通社会公众和法律人对判决均表示不满,进而引发了舆论风暴,[2]该案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2012年度十大经典案例。

  

   本文认为,“许云鹤案”的疑难不仅是法律解释和适用的问题,更是风险社会对法律的挑战的表现。[3]“许云鹤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件发生的背景在于当下的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风险和法律不确定性,已有的法律在应对时无法合理地分担法律责任以实现公众期待。除引言部分外,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从裁判文书本身来分析法官的判决依据和推理,展现法官的思维逻辑;接着揭示法官在本案中深层动机,同时分析判决为何会遭到公众的反对,展现法官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张力;第三部分将法官的确定性追求放在风险社会的视角下,将法律所追求的确定性与社会变动期的灵活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揭示出来;以公平责任来分配风险社会下的损失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本文在最后部分试图指出以此维护社会团结的悖论。

  

   二、从判决书出发:法官如何思考?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一直是我们宣扬的正面形象。可是,若见义勇为者反被讹诈,被救者昧心敲诈,岂不是让这些见义勇为者们流血又流泪?[4]当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公众的道德情感一定会被极大地触犯:为见义勇为者鸣不平,感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如果法官在这类案件中没有维护“好人”的利益,批判的矛头还会指向法官,“许云鹤案”就是这样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案件。一件赔偿数额并不大的交通事故案件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不禁让我们好奇,该案的判决到底有什么问题?法官究竟是如何判决这个案件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行动指南,在“许云鹤案”中法官是如何认定事实,进行法律推理和做出判决的?排除其他背景性因素,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许云鹤案”中法官的判决是否正确?

  

   首先我们要对判决抱有一种尊重的态度,“许云鹤案”的法官不会是在枉法裁判,而且肯定是在努力做出一个好的判决。即便审理案件的法院级别不高,但是二审时此案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考虑到中国法院系统的目前状况——下级向上级请示难办案件的“潜规则”普遍存在,最后判决的做出肯定是汇集了天津法院系统甚至全国法院系统的智慧的。从一审判决书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许云鹤是否撞到了王老太;第二,许云鹤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赔偿责任。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争议并不大,许云鹤被要求赔偿40%的责任,之所以赔偿额达到10余万,是因为其交强险到期。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定性问题:如果许云鹤真的撞到了王老太,那么他必然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即便王老太有过错;如果他没有撞到人,那么就连1%的责任都不应该有,公众持有的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必分对错的态度。但这恰是最难以认定的,争议双方都没有给出非常有力的证据,王老太提供的五份证据中与此相关的仅仅是许云鹤车上掉漆的照片,但是无法确知时间,不能证明是许云鹤撞到她的时候产生的——事实上许云鹤也是这样抗辩的;一审中许云鹤没有提供证据。

  

   王老太称自己的倒地是被撞的结果,而许云鹤称是王老太先倒地的,自己的车停在离王老太4、5米处。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2009】痕迹鉴定第730号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指出,“不能确定津HAK206号小客车(涉案车辆)与人体接触部位”。经法官咨询,鉴定结论中的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不能确定津HAK206号小客车与行人王秀芝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津HAK206号小客车与行人王秀芝没有接触。这个鉴定结论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技术在面对社会新事物时的无助,科学并没有提供那种精确性。既然如此,法院是如何确定有无碰撞的?在这一团雾水中推理展开了。

  

   法官认为,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以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5]而根据许云鹤所说,并道后离王老太只有4、5米,在这么短的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必然会惊慌失措,即便是没有物理接触,王老太的倒地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王老太的倒地与许云鹤是有关联的,所以许云鹤对此是有责任的。这样法官就顺着许云鹤的辩解推出了许云鹤要负责的结论,“假设被告在交通队的自述及法庭的陈述成立,即双方并未发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伤,但被告在并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原告只有4、5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6]法院根本没有在许云鹤的车是否接触到王老太上纠缠,因为事实上难以确定这个问题。而是偷换了问题,将“车与人是否接触”变为“车与人的倒地有无关联”。法院认为即便没有物理接触,王老太的倒地与许云鹤也有关,这样许云鹤就无法在法律事实上抗辩了,除非他推翻事物之间有联系的定律,本来最难办的事实问题被“解决”了。二审中依旧采纳了一审判决中的推理逻辑,依旧没有处理双方当事人诉称和辩解时关于碰撞的问题。

  

   实际上法院这样的偷换问题是不成功的——是否有物理接触与是否有关联是两码事,有关联并不能推导出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只有是物理接触后的关联才可以确证法律责任的存在,其他的影响需要分情况对待,不能一概而论。[7]世间万物都是有关联的,不能仅仅靠一种关联来证成法律责任的存在,王老太的倒地可能与许云鹤的撞击有关联,与许云鹤的鸣笛有关联,与当时许云鹤车前的大货车也有关联,与护栏的高度有关联,与当时马路上可能存在的本该清扫干净但没有扫尽的沙子有关联……存在无数种可能性。假若王老太在许云鹤驾车出现前就已经倒地,也就是说假若王老太并不是被许云鹤吓倒的,是自己倒的,或者被其他车辆吓倒的,那么许云鹤车辆的出现即使会对王老太的倒地有影响,也不用负责。更为关键的是,假若这种“关联说”、“影响论”可以成立,以后倒地行人是否可以起诉车辆的无故鸣笛?毕竟公路上井盖被盗时,有管理方赔偿的先例。[8]总之,本案判决中法官所构建的许云鹤与王老太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成立的。

  

在现有的法律下,真正使得许云鹤无法抗辩的只能是他撞人了——原告也是这样主张的。法官判决书中的推理超越了原、被告的思维,没有去处理这个难以认定的事实;法院在将第一个问题“应付”过去后,后面的问题就是可以自由裁量的了,在认定了许云鹤与王老太倒地有关之后,第二个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法官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依赖于一步一步的推理,反而更像是先有结论然后去论证某;主导法官思维的可能并不是从大前提、小前提再到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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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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