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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表达与实质——以刑法学为分析重点

更新时间:2022-11-06 22:36:11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摘  要  摒除前苏联的影响是改革开放后法学各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通常认为“去苏俄化”有助于推动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最终实现学术的科学化、中立化。本文以刑法学为对象进行分析,发现去苏俄化并未实现去政治化,而是接受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逻辑。无论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三阶层的犯罪构成学说,还是刑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关于私权至上、“公权力是恶的”等基本假定。这种知识转型不仅关乎学术和逻辑,还涉及历史,更是政治问题,去苏俄化是世界局势变化的附随结果,与美国化、西方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这种学术思潮对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法学界以苏联为师的进路。对去苏俄化的研究,是理解法学知识代际综合的开端,也是中国的法学研究迈向成熟必然要处理的知识重构命题。

  

   关键词  法学知识转型;去苏俄化;刑法;自由主义法治;代际综合

  

   The Expression and Truth of De-Sovietization in Chinese Legal Studies: On the Case of Criminal Law Studies

  

   Abstract: Eliminating the impact of former Soviet Union in legal studi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task after Reform and Open, which was thought as a way to de-politicization in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lso helpful to the value-free approach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fter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in criminal law studie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de-Sovietization means accept another typ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rather than reject politics. Both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crime and penalty and Dogmatic of criminal law enjoy the basic hypotheses of liberal legal thoughts, such as the supreme of civil rights, the evil of power. The pre-requisitions of liberalism have been taken for granted among most legal researchers. De-Sovietization in legal studies was not only a phenomenon in academy, but also be involved with history and politics context. The transition from Sovietization to liberalism, in some sense, was a side-effec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later 1980s, while Westernization or Americanization was an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vietization and liberalism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in legal studies in the new era, and this article could be seen as a beginning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synthesis in Chinese legal studies.

  

   Keywords: transition in legal studies; de-Sovietization; criminal law; liberal legal thoughts; intergenerational synthesis

  

  

  

   断裂与延续、继承与创新是大历史叙述中必然出现的主题,不同传统的整合是长时段写作时经常遇到的命题,法治演进过程也不例外。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法治进程中有过三次学习外国的热潮,引入了全新的法治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多种法治传统并存的局面,而新旧法治传统的张力则构成当时法制变革的核心。每次学习及后续改革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革命”,重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图景。第一次是晚清以来对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学习,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在继续这种努力,国民政府的法典化建设是其巅峰。清末修律开启了“礼法之争”的大讨论,变法派与守旧派围绕陪审制、律师制、“准礼制刑”的立法原则、罪刑法定主义、是否废除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是否处罚等问题展现了争论,而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对当时的国家现状及其前途的两种不同认识;[[1]]国民党时期民事法律改革中继承与变革并举,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的糅合是其核心命题,这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妇女权等多个方面可以得到证实。[[2]]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伪法统”后,全盘吸收苏联法学,以此建立革命法制,并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法传统。[3]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治的移植,法制建设上越来越多地与西方国家靠近。[[4]]

  

   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张力构成知识谱系的基本框架,既是理解法治图景的重要维度,也是观察过去、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关键。[5]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法律革命及其知识转型受到的重视程度迥异,前两次法律革命及其影响已成共识,但学界对改革开放后法治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而是将之看做是政治、经济改革后法学界自然而然发生的。在这种理解中,苏联法学带来了片面化、教条化等“深刻的消极影响”,[[6]]而法学知识“去苏俄化”则可以将法学从政治的藩篱中解救出来,走向学术的中立、客观、科学、专业。[7]今天,摒除苏联法学的影响,似乎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中不证自明的当然前提。[[8]]本文以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去苏俄化”的表达背后隐藏着自由主义化的政治追求,苏俄刑法学与德日刑法学的争论,本质上乃是两种法学传统之争的体现。刑法学界摒除苏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自觉的阶段,97刑法酝酿制定过程中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可以看作是对苏俄刑法理论重实质主义的否定;第二阶段是自觉的阶段,陈兴良教授于十多年前明确提出“去苏俄化”命题以来,犯罪论体系重构、刑法教义学化等都可以归入这种努力之中。

  

   两波“去苏俄化”背后都隐藏着自由主义的追求,否认苏俄传统成为共识,这种立场部分地由于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两种政法传统的认识不够融贯。中国官方已经明确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9]]如何在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法学传统与自由主义法治传统之间进行平衡,成为法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刑法学界所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10]]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对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两种法学传统进行“代际综合”的尝试,是完成中国法学知识重构的关键,也是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当然,需要特别在此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进步、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尤其是刑法学研究中“专业槽”理念提出以来,极大地提升了刑法学的知识水平,对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都不容忽视。本文的分析丝毫不是否定这种知识转型,更多是要表明,“去苏俄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政治变革的附随产物。唯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更好地实现法学知识转型,也才能够回应彻底“去苏俄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一、“去苏俄化”命题的历史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致力于维护、增进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支持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司法机关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用以制裁不法,保障法律所确认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阶段不存在国家和法律;列宁发展出过渡学说,认为在长期的、作为政权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国家和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11]]但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解国家和法律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作为终极使命的判断没有改变,革命就是实现这种质变的关键,在过渡阶段,法律的革命主题从未消解。苏联法学的最根本特色就在于革命性,“一言以蔽之,是革命的法……苏联法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法的阶级性质,在具体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土地国有制、严惩反革命罪、重视保障工农的利益等,都与这种革命的法制有关系。”[[12]]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的核心思想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国家和法律都是过渡阶段的产物,最终会在革命中消亡,而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则需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法律机关、法学研究必须要服务于革命的大局,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比没有什么特殊性,不应该被形式化条文束缚。[[13]]新中国深受苏联法治思维的影响,强调阶级意志论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法学中的国家主义倾向等等;[14]法学研究也要服务于国家理想,最终实现阶级消亡、法律消失的“无需法律的治理”,“我们就要积极工作,努力奋斗,为法的消亡创造条件。”[[15]]革命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的国家主题,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的重要底色,革命逻辑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法制”的关键所在。

  

   (一)斗争逻辑下的革命法制

学术界归纳出两种革命传统,一种是以法国、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模式,另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模式。政治革命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国家制度,保障机会平等;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在于不断发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实现最终的实质平等。[[16]]在中国的革命语境中,敌我之分没有常势,需要不断调整革命路线重组政治联盟,联合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分人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7]]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并未终结,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革命,还包括了思想上的革命。[[18]]新民主主义就是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19]]《共同纲领》第8条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尽到“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但是只有“人民”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共同纲领》第4条、第5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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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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