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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组织形态还是政治正当性:党际竞争的双重视角——兼评王奇生教授《党员、党权与党争》

更新时间:2022-11-06 22:28:38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摘要:为了塑造强大的集权性政治力量以整合国家资源、维持国家的统一,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选择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有学者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旧是“弱独裁政党”,这种组织不力导致了国民党丢掉了政权。但是,党际竞争不仅是组织形态的竞争,“力”的较量背后是政治正当性的“道义”竞争:共产党的阶级革命理论一方面可以完成对农村的改造,另一方面可以发动农民,调动更多的资源完成革命和国家转型的任务,这种有利于最大程度平等的阶级革命才是共产党取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弱独裁政党;共产党;政治正当性;阶级革命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之一,[1]在历史叙述中,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对过去的破坏和对未来的重新构造,革命与现代化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两种最响亮的声音。[2]过去我们更多强调革命前后的断裂性,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法俄革命而非光荣革命的继承人,以此突出创造新世界的意涵。[3]从对新中国六十年的整全性解释建构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连续性,[4]到对清帝逊位的光荣革命式分析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三个三十年”,[5]近来学术研究对于连续性给予了高度关注。[6]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二十世纪的整全性解释成为学界热点,相比清末民初的研究,对国共之间的政权交替的研究更多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缺乏严肃的学术分析。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的易位,如何在军事胜负之外发掘新的解释进路,对于理解过去、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或许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研究。[7]

  

   “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是《党员、党权与党争》的研究任务,全书的核心命题是:尽管在1924年改组时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8]尽管在1928年之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尽管在抗战时期正当性得以增强,国民党依旧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自序,第1页)王教授的言下之意是,国民党的失败在于组织不力,而共产党的成功在于组织有力。从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党际竞争,可以改变过往意识形态话语的片面和僵化,但是,分析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之胜负的时候,除了要看到这种基于组织系统的“力”的考量外,更要看到“道义”上的正当性,在实力政治之外还需要有基于政治正当性的分析。

  

   一、代表制原则下的政党

  

   如果将民国政治的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提炼,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基本任务按阶段分为“破旧”和“立新”两个步骤。中西方各种版本的“君权神授”理论分享着对君主的崇拜,[9]王朝后期的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后并未改变这种君权神授理论。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或者军事将领政变,民国开启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三民主义”早已不再以皇帝为中心枢纽,无论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民生主义,主要已经从人民这里面来寻求政治的正当性了。[10]辛亥革命及其奠定的民国政治已经带来了对政治正当性的一次巨变,原本在皇帝保护下的“臣民”变成了主权者的“人民”,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帝制的任务,并给人民带来了共和的观念。第二阶段是巩固制度成果,设计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共和,完成政治整合。但是,辛亥革命后所设计的制度并不能够很好地捍卫共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足以表明“走向共和”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

  

   从封建帝制到“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背后蕴含的是正当性由君主向了人民的“天命”流转,[11]从帝制到民国的转变可以视为古今之变的完成,[12]但这种转变需要有政治制度的保障。政治制度的构建需要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真正行使主权的机构之间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13]任何的政治架构都需要在同一性原则和代表性原则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个原则的具体形式和比例决定了各个国家政体形式的不同。简单的说,同一性原则指示在人群中将具有同一特质、可以被归属为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人标识开来,这种区分依赖于“强大的、有意识的同质性、并由于固定的自然疆域或其他任何原因”所划定的“直接给定性”。[14]同时,“直接给定性”恰恰是需要由国家的同一性来塑造,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很明显,民初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直接给定性”,一方面,国家分裂趋势日重,另一方面,传统的儒教统一性也难以继续,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国家丧失了维系儒教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15]既然同一性原则无法诉诸,政治制度的建立只能依赖于代表性原则。[16]代表性原则的基本观点在于,人民的私人性难以消除,无法以同一性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也就难以具备以主人的身份进入政治的直接政治行动能力,人民行使主权必须有代表的存在。[17]需要人格化的主体来代表他们,“不存在不实行代表原则的国家”。[18]

  

   实际上,无论是在人民主权思想浸润下的民国,还是在此之前的封建时代,都需要实现社会流动、代表臣民或者人民的意志的要求,当然两者的逻辑截然不同。封建时代听取民意是为了服务于君主的统治,作为统治对象的人民不是目的;民国以降,来自人民的正当性成为了政治的唯一保证。[19]而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传统士绅阶层瓦解,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传导机制失灵了,国家从人民汲取正当性的机制不存在了。[20]新的机制——政党成为整合社会力量的新方式,政党可以代表民意、吸纳社会贤达,以此填补革命之后上下协商环节断裂所造成的空隙,是民国初年代表人民的重要手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各利益团体以政党的形式来代表各自的利益,组党成为风靡一时的做法,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以“会”、“社”、“党”的名义存在的组织。[21]但是,仅从代表的理论出发,无论何种政党的组织形式都可以成为新的权力整合机构,集权程度比较低的议会政党制和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都可以成为选择之一。

  

   二、作为国家整合中心的列宁式政党

  

   世界上其他国家近代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从君主转向人民、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极容易带来国家的分崩离析,新的整合机器还必须要非常强大才足以维系国家的统一。[22]传统中国的这种政治同一性主要在于皇帝,[23]一旦中央政府垮台,社会很难自行组织力量进行反抗或者自救。[24]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境况,革命之后的民国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完整,没有能够将清朝的全部版图和权力很好地继承下来,这首先是因为缺少强大的权力中心。[25]尽管清帝虚位诏书中将全中国都交托给了后来的中华民国,[26]但民国对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缺乏实质的管辖权的:以俄国为代表的列强在清末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蚀;而就国内的力量对比来说整合度也还远远不够,武昌起义后,南方的革命联盟在形式上得到了很多省份的支持,但其实很多地方旧势力只不过是望风依附,并不是真心要革命,也不知道该如何革命。[27]正是因为南方革命党人知道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真正推翻清王朝,所以才有了“南北议和”,北洋集团由此进入历史舞台,后来正是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才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在退位诏书中清帝将统治权全部地让渡给民国。实力不足的国民党难以通过议会实现政治整合的目的,因为它们没有一种政治集权力量。[28]

  

   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民也没有经过民主的洗礼,对议会选举这一套运作模式很不熟悉。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愿意参加众议院投票的选民很少,即便是国民党也得和其他政党一样采取“收买”的方式来拉票。[29]如果在没有形成政治共识的民国初年真的实行议会选举组织责任内阁的话,国家政权可能随着每一次的议会选举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选举容易将政治力量和社会分为不同的派别,进而带来分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人选是没有悬念的,那是因为华盛顿众望所归。[30]但是华盛顿之后,亚当斯、杰弗逊的竞争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先河,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1804年)对总统、副总统选举的分别投票制正是应对党派形成所做的修正。[31]在社会共识不足的转型国家,不管是哪一派力量上台执政,另一派总会直接反对选举的结果,由此带来“政治权威的民主悖论”。[32]如果放在民国,议会选举最容易带来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不仅是党派之间的分裂,还会有中央与地方的分裂。[33]

  

   宋教仁遇刺后,试图以议会-政党来整合这个国家的努力失败了,而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改革的必要性。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比较有经验,但是就主义而言,共产主义并不比三民主义高多少,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原则就已经可以代表共产主义了。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导致了蒋介石清党时的“清共反俄”被当作是背弃了总理遗教。(第141页)换句话说,尽管当时的改组是“以俄为师”的,但是孙中山心中也有一个“体用之争”,他的理想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第11页)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要求在于,一党专政、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等等。[34]议会制政党也可以有吸纳社会精英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政党不够强大,无法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也不适合国家和社会整合尚未完全实现的落后国度的需求,走向列宁式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35]

  

   国民党改组的措施有:第一,建立基层组织。党员基层组织的控制是列宁式政党的重要组织特征,建立起“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国民党改组着力的重点。(第18页)第二,建立党国体制,党在国上。孙中山借用西方的政党政治的理论赞成同盟会或国民党的独大,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只有一党的理论。其思想在“宋教仁事件”后发生改变,只是一时没发现有理论可以支撑他的一党理论,待到苏俄经验进来之后,他很快就接受了。第三,从一种精英式政党向“国民的党”转变。1924年的改组之后,国民党从一种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的政党开始转向一个开放的、具有宽泛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革命党。第四,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的加强。[36]但国民党实行的只是“准列宁式政党”(quasi-Leninist Party),与其他的列宁式政党相比有两个重大的体制性区别。[37]王教授指出,独裁政党的控制能力却是有各种不同的,有强弱之分,就国民党的组织情况而言,它只是一个“弱独裁政党”。(自序,第1页)国民党改组得其形忘其实,未能学到列宁式政党的精髓,尽管国共两党都在学习苏俄,但是“中共实行的市强势全面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过渡性的党国体制”。[38]而本文认为,国民党的能力的缺失不仅仅是因为组织原因,国共两党党际竞争背后有一种政治的正当性的因素在里面,政治正当性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基础。[39]

  

   三、组织形态还是政治正当性?

  

启蒙时代以降,理性的个人为了避免可能的暴死,彼此签订契约将主权交给主权者,形成国家,道德就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德性和高尚,最大限度地避免死亡就成为了至上的道德。[40]现代化其实就是一场撕去崇高的“假象”,给我们带来底层的、自足的、可控制的德性,[41]如果我们不是从时间维度、代际更替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易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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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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