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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在司法研究中找回人民——司法理论中“人民”的三重意涵

更新时间:2022-11-05 23:44:29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在我国的司法理论与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一项基本要求,但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拥有具体的三个维度的含义:法律程序中同质化的“当事人”、社会学意义上分化的“群众”,以及政治学意义上作为正当性来源的“人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以专业化为指针的司法改革中,复杂多样的群众被塑造为同质化的当事人:具备法律思维、拥有诉讼能力和举证能力、能够承担法院判决的后果。然而,理想的当事人更多停留在概念之中,现实司法中的人民是分化的。在程序中得不到满足的当事人会借助信访等途径恢复其政治身份,退出法律程序之网,也解构了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应该避免“一刀切”误区以面对真实而分化的社会大众及其多样化诉求,重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并借助政法体制实现对人民的实质代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的初心与本意。

  

   本文精简版以《我国司法理论中“人民”的多重意涵研究》为题发表于《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这里推出的是完整版本;援引请参考发表的正式版。

  

   一、司法理论研究的人民维度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石之一,群众路线是其基本底色,在司法中体现为“司法为民”的司法政策。[①]“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为民的初心和基础,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思想,评价司法改革的效果离不开人民的感受,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②]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权利本位和公民逻辑的兴起,司法理论中的人民也经历了从“群众”到“当事人”的转变,在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主导下的司法改革中,人民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倚重的被动员的革命力量,也不再是需要被司法不断驯化的法盲,而是责任自负的理性当事人。传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因为与这一发展趋势不符而被认为意义不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司法的群众路线犯了方向性错误。[③]近些年来,随着司法责任制等措施的推进,人民法院大踏步地迈向形式主义法治;但与此同时,源自基层、注重调解的“枫桥经验”成为司法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如何解读专业化浪潮中传统经验的复归?[④]

  

   本文认为,理解司法政策的起伏变幻,需要引入司法的“人民维度”,在司法研究中找回人民。司法理论与实践并非建立在真空地带,也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世界之中的,司法研究不仅需要“面对中国”,还要面对中国的人民。[⑤]将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一并考虑才是理解司法的正确方式,苏力教授将之归结为司法的“合成理论”,“在当代中国,必须重构司法制度的理论,把诉讼人纳入考量,不再仅仅视诉讼人为司法制度的消极被动的接收者,而是将之视为直接影响和塑造这一制度并创造制度绩效的行动者。”[⑥]顾培东教授称之为司法应该尊重“消费者体验”。[⑦]不同时期的改革都会诉诸“司法为民”的加持,关键是彼此理解的人民是不同的,这要求在司法理论的研究关注人民的多重意涵,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人民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更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⑧]从诉讼构造上来说,司法过程中的当事人可以细分为原告、被告、第三人、刑罚适用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等等,不同角色的当事人在司法中的基本诉求是不同的。

  

   在“人民”的多样化区分中,最基本的分野来自社会经济层面:人民到底是责任自负的理性当事人,还是马锡五审判模式或枫桥经验视阈中的群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对待法律诉讼的态度是不同的,统治精英和社会上层更倾向于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他们期待法院以程序主义的方式来处理涉及自己的纠纷,以此提高对处理结果的可预期性;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在数量上占据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更信赖党政机关,进入诉讼之后也更期待法院能够帮他们维护实质正义。[⑨]本文将对司法理论中的人民形象进行归纳分类,并对诉讼法理论中的当事人概念与模式进行反思,借用社会分化理论去重新认识真实的当事人构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的司法实践,为司法改革提供指引,避免“一刀切”的误区,也能够推进我们对人民司法理论的研究。在司法专业化、职业化主导的司法改革中,需要重新激活人民背后的政治意涵,借助政法体制下的实质代表机制,实现对底层群众司法诉求的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路。

  

   二、法律程序中同质化的当事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司法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一项基本要求,传统上的“人民”被理解为人民群众,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法治建设中,司法之中的人民逐渐被当事人概念所替代。从群众到当事人的转变赋予了抵制司法群众路线以正当性:既然人民已经从落后的群众变成精明、理性的当事人了,司法专业化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学术界进一步提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从“人民”到“公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已经打破过去的政治思维惯性。人民所拥有的乃是基于政治上主人翁地位的特权,是国家赋予统治阶级的身份认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而公民所拥有的乃是基于法律上平等地位的权利,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下来就自然享有的——不管出身如何,也不需要后天的努力奋斗,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实际上是一场“去身份化”的法律转型。公民理论背后有着宏大的构想,就如罗豪才先生所说的,强调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和谐社会建构,公众参与可以与公权力形成良性互动,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培育与公权限制是两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共同助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⑩]“八二宪法”激活了公民的概念、明确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法理论上“公民”概念的兴盛,为诉讼法上“当事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在实体法中亦有体现,对司法之中人民的全新理解,是经由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塑造而逐渐清晰起来的。

  

   (一)当事人的法律塑造

   “当事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将三大诉讼程序中的参与人都容纳进来。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经济活动中的外资企业,还是更为常见的公民个人,在诉讼中都是当事人。实体法中的法律主体类型与诉讼法中的分类不同,对自然人的关注使得公民个人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进而夯实了程序法中当事人的理论基础,这一趋势可以从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看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为了给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根据主体的不同制定了三部平行的合同法: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到1993年已修订三次)、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和1987年的《技术合同法》。三部法律都没有将自然人放在重要位置,《经济合同法》第2条将适用范围限定在“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技术合同法》第2条虽然提到公民个人,但是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技术类合同。这种忽视并不难理解。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国家通过“公粮”的方式获得部分土地产出,在口粮、公粮之外的农业剩余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国营粮站,农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也主要是从各地供销社购得,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借助公法而存在。同时,农民彼此间关系也主要借助传统规范来维持,冷冰冰的借据、措辞严谨的合同不太可能经常出现在农民的生活中;他们处在熟人关系网络中,而非合同法打造的私法关系中。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到来之前,辞去体制内工作去经商还不普遍,也很少有动力和能力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进入九十年代,自然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重要的主体进入我们的视野,三大合同法的规定有些不敷需要了。如何将公民个体作为主要规范对象纳入法律,成为修订《合同法》的重要理论攻坚问题。[1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自然人已经不再是仅仅依附于法人或者一定的经济组织而从事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独立性日益突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逐步增多。三部合同法律中均排除个人作为合同主体的状况,已经为社会经济生活乃至审判实践造成了不便和困惑。”[12]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巩固,经济活动也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不同而施予区别对待,制定统一合同法势在必行。[13]1999年新《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自然人已经成功取代法人、其他组织,成为第一位的主体。与此同时,“当事人” 借助程序法的塑造成为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

  

   中国在1982年就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试行)》,在立法宗旨条款中并未提到当事人的概念,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也就是说,立法者所设想的诉讼参与人还是实体法中的具体形象——“国家、集体和个人”,并未抽象出统一的当事人概念,而且将公民个人排在诉讼主体的末位。1991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则已经直接引入了“当事人”概念,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这条规定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并非没有当事人概念,只不过并未像今天那样成为基石性概念;“当事人”一词在司法话语中的流行可能更晚,我们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中看出来,如下图1所示,直到1997年前后,“当事人”才频繁地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这一法律术语逐渐获得司法最高层的认可。

  

图1:《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群众”“当事人”词频分析

(数据说明:在1985和1993年《工作报告》中都出现了1次 “群众性械斗”,“群众”词频分别减去1次。)

  

随着当事人理念的兴起,司法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为群众服务转向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司法中的“两便原则”得以重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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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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