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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同质性:卢梭公意思想中的隐匿命题

更新时间:2022-11-05 13:28:23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摘  要:卢梭的公意理论是政治的核心命题,此后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不过是在寻求更大可能地接近公意的方式而已,公意也是制宪权、政治共同体的思想源泉;但是,公意却常常背负着“多数人的暴政”的包袱。卢梭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他之所以强调公意不会出错,乃是因为他的公意理论隐藏着一个前提:同质性。同质性是社会契约得以签订的基础,是公意得以出现的内在规定性,也是防止公意可能出现的暴虐的基础。同质性的基础是人类学的,在政治哲学中被塑造为民族、宗教或阶级:民族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同质性标准,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无产阶级同质性,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即便在同质性的保证下,公意在实践中仍旧有可能异化,而这是政治生活难以避免的代价。

  

   关键词:卢梭;公意;制宪权;同质性

  

  

   一、社会契约塑造公意

  

   (一)全体人的社会契约

  

   (二)不死的社会契约

  

   二、公意的两重困境及解决  

  

   三、同质性作为公意的实质前提

  

   (一)社会契约的前提  

  

   (二)化解公意的暴虐

  

   四、同质性的判断与塑造

  

   (一)同质性如何判定  

  

   (二)同质性如何塑造

  

   五、公意与不宽容

  

   (一)同质性与不宽容

  

   (二)政治生活的代价

  

   六、结论与讨论

  

  

   卢梭的“公意”或许是一个最具有迷惑性的概念了,它既是人民主权最有激情的表达,又是“多数人暴政”的理论基石。在西方的学术脉络中,早就有人指出过卢梭的风险——民主的极权主义、浪漫的集体主义:“他(卢梭)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1]萨拜因认为,卢梭对国家或民族识别真正的幸福与命运的能力的近乎“一种浪漫的群体崇拜”,这种过分信任自然孕育着风险;[2]即便是同样背负骂名的施米特,在其著作中也讨论过“多数决断”的限度问题;[3]卡西勒甚至认为,卢梭本人就是其最大的自我反思者。[4]近些年来,汉语法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公意背后暴虐的可能,如张龑教授认为卢梭徘徊在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其公意与个别意志由于缺乏“社会”而无法沟通;[5]张千帆教授进一步概括地指出,公意也好,制宪权也罢,都不过是整体主义的迷,而在现实政治中极容易坠入专政之中;[6]在国人更为熟悉的一本宪法学经典教科书中,林来梵教授总结道,卢梭对中国的影响颇大,但是却不利于长治久安,“害苦了我们(中国人)”。[7]

  

   卢梭的形象处在两极之间,他一方面许诺了人民的决断权,另一方却向极权或者暴虐开放;而无论是人民主权还是多数人暴政,都离不开卢梭的公意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公意的信任基础上,卢梭才乐观地肯定“强迫自由”的正当,而这也被认为是通往民主的极权主义的第一步。公意究竟是通过人民自治实现自由的核心,还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迷思?本文认为,卢梭的公意理论建立在“同质性”命题上,然而这一前提性命题,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进而坐实了公意理论危险的罪名。同质性内在地保证了公意与个人自由的一致性,也为公意提供了洗脱“通往奴役之路”的嫌疑。正确地理解同质性命题,不仅有助于完整和丰满卢梭的形象,也能提升对政治实践的理解。

  

   一、社会契约塑造公意

  

   在近代政治哲学兴起之前,国家起源的理论进路无外乎以下两种:要么国家是由人性本身自然而然地确定的,因为过一种“合群的政治生活”是人之天性,区别仅仅在于谁是金质的统治者;要么国家是上帝统治在人间的继续,区别仅仅在于地上的城离上帝之城的距离有多远。无论采取何种进路,政治建构与大多数人无关。然而,从霍布斯开始,国家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或不朽的神造物,而变成了由一群人通过信约所创造的人造物,一个有朽的上帝(mortal god)。[8]国家被从宗教手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霍鼓吹君主制,霍布斯依旧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重要奠基人。[9]卢梭继续了社会契约的论证思路,但是他对霍布斯版本的社会契约并不赞同。在卢梭看来,人民自己把所有的权利全部、无条件地转让给一个人,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10]他所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更为正义的社会契约理论。

  

   (一)全体人的社会契约

   传统的、不公平的社会契约如何能够成立,并不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所关注的,他在另一本政治哲学著作《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阐述了这一过程。[11]卢梭发现,在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中逐渐产生私有制后,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财富,想出一个办法“忽悠”穷人接受这一不平等,于是他们“编造一些动听的理由”,并且成功地“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社会和法律由此起源。[12]这种国家起源的方式看似也是“契约”,但难题在于人民没有完全参与进来,社会契约是少数人捏造出来的,有的人在其中被剥夺了。卢梭认为正当化的社会契约要实现的目标是,“以全部的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13]这就要求社会契约的签订过程可以平等地对待所有人,而不再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被剥夺,只有“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保证每个人继续同等地自由,而经过这样的社会契约过程之后,人类生活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卢梭的社会契约与霍布斯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卢梭认为正当的社会契约不仅是一种包含了全体的契约,更是一种服务于全体人利益的约定,这必然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构想——如果仅仅是部分人的约定,那么不成其为国家;如果仅是对少数人有利的约定,那么不成其为正当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实现全体的一致?政治常识或者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全体一致很难达致。根据卢梭的论述,以下两个限制使得这种一致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性:第一,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已经到了一种非此无法自存的时刻,选择以约定的方式进入政治状态,对谁来说都是划算的,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第二,彼此的约定很简单,只是决定一起过合群的政治生活,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都是后来继续商量的,卢梭在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后,在《社会契约论》第三卷中允许多种类型的政府形式。

  

   当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并没有纠结于这一完美契约是否真实,卢梭的论证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深描”,而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实验,这是政治哲学讨论的通用进路,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都不外如是。[14]如果把真实的、错综复杂的人的状态带入,那么社会契约或许就不可能实现,后来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无形之手”理论也不可能顺畅运行。

  

   (二)不死的社会契约

   从政治哲学抽象的人到社会学具体的人之转变,则是欧洲思想在17、18世纪的实证科学转型后才完成的。[15]马克思对国家建立于原子化、抽象化、均质化个人的假设之批判自不待言,涂尔干和韦伯所关注的社会转型或权威类型也不再基于思想实验中的社会契约,而在于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的变化。在涂尔干那里,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核心动力是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社会密度不断增加、社会容量普遍扩大,机械团结导致的内耗使得社会转向彼此合作的有机团结。[16]对于韦伯而言,从克里斯马到传统型、再到法理型统治的演变,核心的动力则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法理型支配才能助于经济的发展,理性的“即事化”治理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理性。[17]

  

   但是,社会学的视角并未遮蔽政治哲学的魅力,也没有耗尽社会契约的巨大潜力,直到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之中,重建政治正当性的努力依旧落入卢梭式社会契约的进路。生活在战后美国的罗尔斯,无法对社会上的差异视而不见,重新回到契约论的框架之中。他贡献了“无知之幕”这一假设,希望借此过滤掉附着于具体公民身上的特殊性,进而重塑类似于自然状态下的平等个人,再由他们通过约定来确定正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复原一个理想的社会契约过程,重构公意。[18]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与之类似,在福利国家到来之后,自由民主所依赖的平等对话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中走样、变形,制度内的商谈已经受迫于经济和社会等系统命令而难以发挥民意收集功能,因此哈贝马斯试图将商谈的范围扩大到法律系统之外,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一种传统式的医疗:复活对话机制,在平等协商中寻找到公意。[19]

  

   社会契约与公意紧密相连,只有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才能使得人群从“聚集”(cluster)变成“结合”(association),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公意。[20]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没有什么比社会契约更能解释国家的诞生了,而卢梭所构建的公意学说则为近代以来的政治寻找到了最佳的辩护,没有什么比全体人员的一致意见更有说服力了。这种说服力之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整体主义, “人民作为与其自身直接同一的实际在场的实体”。[21]政治中的同一性在卢梭这里体现为公意,在西耶斯那里体现为制宪权,而在施米特那里则体现为决断,实质上都是主权的外在表现——近代人民主权的不同外化形式而已。

  

   二、公意的两重困境及解决

  

   卢梭将公意视为主权的实质,人民主权的最佳体现就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22]但是什么是公意却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23]卢梭很少直接论述公意,《社会契约论》首次提到公意是在第一卷第六章“论社会公约”里,他将社会公约简化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在卢梭看来,当所有人共同签订契约之后,就自然产生了公意,公意就表现为一致决定进入政治状态。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共同意见,而在此后政治生活中维持公意则是更加困难,因为大家缺少了即刻的、容易看见的共同目标。

  

如果人类总是处在诸如从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利迈向政治社会的门槛上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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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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