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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

更新时间:2022-11-05 01:23:12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

  

   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桃花扇》第十三折

  

  

“残山剩水”之喻:“南宋—晚明”

  

  

   一张旧图诱发遗民隐痛

  

   康熙二年,僻居广西的永历皇帝在清军逻骑屡出、频追剿捕的境况下把晚明皇族的支流血脉残喘苟延到了第十七个年头,江南纷扰喧嚣的战事也早已趋于平静。这年,江南士子吕留良三十五岁,在经历了鼎革之际不堪回首的那段遗民生活的煎熬之后,他似乎觉得,孤闷窘抑的情绪应该在友人交接的密语流连中才能得到舒解释放,于是开始慢慢怀念起了晚明狂歌邀月,指点山河的飘逸岁月。

  

   也就在康熙二年的四、五月份,江南遗民吕留良在沉寂数年之后,承袭晚明结社的关系网络终于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仍和黄宗羲、吴之振、吴尔尧等一帮好友以唱和遴选宋诗、品题画作为娱乐,其中一幅《宋石门画辋川图》是他们品赏的重点。[1]据吴之振透露:“此图展转流人间,识与不识居奇列”。[2]

  

   晚明的文人生活图景颇让人觉得有些五色斑驳的意味,无论是旅游、印刷、刻书还是藏书等活动都形成了前代无可比拟的扩展规模,且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3]生活仪态的多样与商业交往蔚起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其中持续透露出某种奢靡浮华的气质。宋代文人既有的集会唱酬、品题书画等行为似乎以更具规模和精致的形态营造出了独特的感性空间,由其孕育而成的阅世态度极易演化成晚明士人冠绝一时的奇异风格。

  

   清初虽迭遭鼎革世变,但诗会聚酒的习惯仍维系了下来,只不过被赋予了某种惨痛省思的内涵和行动征象,与明末艳色迷离的颓侈风格已完全不可同调而语。当时的遗民叶尚皋就严格界定了遗民诗词与晚明艳丽诗句内涵的本质不同。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殉死于前朝的原因时说:“与其自经于沟渎,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为怒骂,使乱臣失色,贼子寒心,则吾死且无遗恨也。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4]寄情于诗酒居然可以成为抗节之后“不死”的理由,也许只能发生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当时江南鄞县一带,有遗民举汐社,许多人“靡日不至,以大节古谊交相勖。语者,默者,流观典册者,狂饮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见之诗”。[5]

  

   清初遗民中也不乏以构筑园林为文人雅集之所者,不过其用意和明末奢华竞逐口耳之娱的士家风气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却多与寄托对前朝哀思的悲情流露有关,借喻的往往都是宋末元初的情境和心境。如明末遗民冒辟疆做水绘园,时人评论也免不了把水绘园和元代的境况连挂在一起议论它的意义。说:“吾观有元之季,贤人志士,抑郁不平,辄寄之饮酒赋诗以自娱,而其时必有贤豪长者以为之主。……今辟疆捐弃一切,而独与友朋耽诗酒,园亭丝竹之盛,视昔有加。”[6]内里还是或隐或显地藏有一个“南宋—晚明”的心结意象,笔调挥沥之中却让人感到洒脱不起来。多少折射出冒辟疆构建此园的心态与明末鼎革之前士人筑园动机的差异。

  

   在书画作品上集体书写观款或跋尾的做法形成和流行于元代,至清初亦然。题跋的字体有楷书、行书、小草、章草、隶书等,书法风格也形态各异,错落有致,反映明末清初文人的视觉习惯日趋复杂。[7]不过在鼎革易代尚未过渡完成的这个特定时段,书画题跋还不仅仅是个视觉革命的问题,内里常常隐藏着题跋者作为明遗民对前代记忆的忧思与隐痛。

  

   由此可知“,借宋喻明”变成了清初遗民浇心中鼎革痛楚之块垒的意象表达。“宋代”在这帮明遗民的眼中已不可能仅仅是个把玩娱乐以助谈兴的对象,它早已约定俗成地变成了一个至为敏感的字眼和话题,一旦频繁地触碰此域,品评的氛围就不可能总是显得那么闲情逸趣,悠雅自得。果然,到了这年的九月,原本轻松聚会的心理氛围开始突起变化。

  

   九月九日重九这天下起了濛濛细雨,留良与吴之振、黄子锡冒雨踏着泥水赶到力行堂会饮,黄子锡出示了另一幅珍品《如此江山图》,众人兴致很高,纷纷品鉴画中的题鉴和诗作,并边喝酒边赋诗和韵,屡发感慨。当时在场的同人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聚会的四十年以后,因这幅画而激发出的牢骚咏叹却成了湖南士子曾静妄谈“夷夏之辨”的罪证。

  

   《如此江山图》是宋末遗民陈仲美所作。在吴之振题写了诗作之后,吕留良泼墨展纸,听着堂外淅浙沥沥的雨声,先题了几句序言,昭示此画的来历。按照留良的解读,南宋时有如此江亭在吴山,宋代遗民画此图以隐托已意。画面上有“紫芝生题”四个字。而到了明代,自称是元人的张光弼(昱)曾经携客人登亭悲歌怀旧,目的是悼元之亡,他在道士史玄中的家里发现了这幅画,才在画中题序题诗。留良却表示“其悲亡同,不知所亡之异矣”。意思是,张昱悲歌所悼之元朝灭亡,根本和悼宋之亡是两回事“,和诗者无论宋、元,浑作兴废之感”有混淆是非的嫌疑。也就是说,在留良的眼里“,元遗民”和“宋遗民”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他重题此图的用意就是担心“恐后人之齐视并论也”,提醒后人莫把两者相提并论。

  

   这幅画中表现出的图景表面酷似宁静幽远的田园境象,吕留良诗中云“:又看亭外环村庄,稻堆十丈钓艇横,太平百年庶几有此事。”而留良仔细体味其中的意境心态后,才发觉不要为风景描摹表面细致入微的情致所欺骗,因为“以是钩索画者义,全无心肝直诡戏”。他说出了自已的感觉:“吾今始悟作图意,痛哭流涕有若是。当时遗老今遗民,自非草服非金紫。如此江山偏太平,越画繁华越愁悝。不见郑亿托私书,只好铁匣置井底。”意思是说,作画人应该是越画心越痛,难言之隐无法抒发,故借挥洒丹青加以缓解,那心境有点像当年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宋亡后,把满纸悲愤之语的《心史》一书深藏于井底,至清初才被发现。[8]

  

   在留良看来,张昱登亭抒发对元亡的感慨则是完全文不对题,正所谓“悲歌亦学宋遗民,蝍蛆甘带鼠嗜屎”。张昱原诗中有“古今何限英雄恨,付与江湖醉客听”之句。留良对此直接发问道:“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厓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直指“此曹岂云不读书,直是未明大义尔”。认为十七史中论兴亡之事,“只此一翻不与亡国比”,意指元亡于明手不可比拟于“亡国”,而是兴复了“正统”,“故当洪武年间观此图,但须举酒追贺画图氏。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喻示明代雪了南宋之耻。所以留良感叹,明初亭犹在,而今亭已毁:“其时登者苦无情,我辈情深亭已毁;古人如此尚江山,今日江山更如此。”下面这几句诗表达的意思最为关键:“安得复起作亭人,南宋兴亡详所以;更问元时画图者,所见所闻试相拟;并告国初题画客,今君所恨何如彼。”一最后一句是请求:“拜乞丽农,为我泼墨重作图,收拾残山与胜水。”[9]

  

   “残山胜水”四个字曾频繁出现在遗民的诗作中,如吴之振《再咏辋川图次韵》中评点画中景物时,最后才流露出自己残破痛悔的心态:“君不见残山胜水莫悲歌,朽缯败纸为身累。不如与君领略盆池山,沃君醇醪拭君泪。”[10]其悲情记忆在诗句中已显露得含蓄而沉郁,而留良诗在“残山胜水”中以南宋之灭比拟明亡之痛,其诗句中所寄托之寓意表现得更加明显。

  

  

   “残山剩水”中的遗民记忆

  

   吕留良笔中的“胜水”之“胜”在大多数的遗民文献中多写作“剩”。可无论是“胜”还是“剩”,其诗境都取一定的蕴意,即追思怀念“南宋”覆亡的遗迹,并以此托付对明亡的哀思。下面这首黄宗羲的《咏史》诗中,这种思绪表现得更加明显“:弁阳片石出塘栖,余墨犹然积水湄;一半已书亡宋事,更留一半写今时。胜水残山字句饶,剡源人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尚未销”。[11]诗中已出现“亡宋“”遗民”等字样,并有句暗示郑思肖《心史》的命运,显以“南宋”史事抒解心中的亡国隐痛。可知“残山与剩水”在遗民的心目中绝非仅仅是某个品题山水作品时的一种画风写意。明末清初的画僧石溪(髡残)在其法号、自称中,经常使用“残”字,如自称“残衲”“、残秃”。在许多绘画的署款和印章中也称自己是“残者”“、残道人”“、天壤残者”。他也用“残”字形容自己的绘画。曾在一幅山水画的题识中写道“:残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计。”[12]

  

   遗民喜用“残“”乱”等字入诗也似成风气。石溪挚友董说诗中就多有“残日“”残阳“”残星“”残霞”“残雨”“残雪”“残灯”“残网”“残影”“残枫“”残碑“”残僧”“残钟”等意象。[13]在《述与西溪客语》一诗中,董说亦以“残山剩水”入诗以表心绪,诗曰“:昨夜立藤阴,莽向鬼神说。誓因访梅花,永与家人别。函经老山寺,石鼎焚松屑。残山并剩水,触眼尽呜咽。闭目万峰头,一任飞云灭。古来英雄人,不惜颈中血。苟非为情死,那忍相决裂。所以《离骚》经,哀艳多急节。千秋婉娈情,谬道心如铁。为君述鬼言,老泪不能竭。”[14]“残山剩水”一方面是怀念先朝盛况的一种心理隐喻,也往往成为固守先朝正统之“气节”的情绪表达,全祖望在褒扬崇祯十七年进士之事迹时,就赋予了其“守节”的涵义:“皆固守残山剩水之节,以终其身。”[15]

  

   正因为无法直接抒发胸臆,才有了遗民诗中大量类似“残山剩水”式的隐语表述。[16]这种悲伤情绪的弥散和抒发最集中表现在“南宋”与“晚明清初”这两个特定的“夷夏”交替的鼎革时段中,两者常常发生遥相呼应的微妙关系。明人叶盛在笔记中提及元初一位士人在品赏书画时“于书独重云间沈度,于画最爱永嘉郭文通,以度书丰腴温润,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当有人推荐南宋画家夏珪、马远的作品时,似乎触动了他那敏感的神经,这位士人用不屑的口气斥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17]

  

在这个对话语境中,“残山剩水”一词虽取鄙视宋末衰象的贬义,不过至少可证明在元初它已成为南宋偏安一隅状态的一种隐语而被使用。[18]这种用法在明末清初被继承了下来,同时被赋予了更加强烈的故国怀旧的正面涵义。黄宗羲借评点元末文天祥幕府,感叹其人才之盛而暗讽晚明人才之衰,就借用了“残山剩水”的意象。他说:“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19]“宋末元初”与“残山剩水”的对应关系显然使身处明末的黄宗羲深有所感。清初吴伟业为明初名臣宋濂的文集做序,也指称宋濂受业的几位师父是南宋遗老,常常“赓和于残山剩水之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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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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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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