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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红楼梦》与五四小说

更新时间:2022-11-05 00:58:21
作者: 杨义 (进入专栏)  

   一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以空前的艺术高度,巨大的魄力和才情,写下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世家的衰败史,写下了封建阶级的一代叛逆者的哀痛欲绝的爱情悲剧。作为一个艺术里程碑,《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皇冠,代表着中国小说的光荣,也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命运。

  

   它是这样一部奇书:由于它的巨大的艺术成就,引起后世学者兴趣不衰的研究和后世作家层出不穷的仿效。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很难找到第二部书像《红楼梦》这样聚讼纷纭和影响复杂。也许作者早有预感吧,他在该书的写作“缘起”中便写下这样惆怅的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个半世纪以后,鲁迅这样概括后人对《红楼梦》的态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部伟大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固然起因于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同时又取决于后人的文学眼光和当时的文学思潮。《红楼梦》问世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世。士大夫阶级的才子们胸中填塞着一种颓废没落之感。他们虽然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使人情小说得以延续,但其审美趣味日趋卑下,不知爱情之中尚有神圣的光亮,一味以温情脉脉的辞藻去点缀肮脏龌龊的性色,形成一股自狭邪小说至“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创作逆流。自《红楼梦》一变而为狭邪小说,再变而为“鸳蝴派”小说,反映了我国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异化。鲁迅对此颇有感慨,说“人情小说的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1]。这些末流小说家拼命地与《红楼梦》攀亲戚,把他们的小说起名为《品花宝鉴》《青楼梦》之类,又把其中的主人公称为“怡红后代”,但是他们只是取其枝节而加以恶化,把《红楼梦》的主旨和精神弃如敝履了。

  

   五四小说的出现,代表着《红楼梦》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鲁迅说过:“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2]五四小说以其革命精神和艺术探索,力挽清末民初那股异化《红楼梦》现实主义的狂澜,打破了我国文学的这种长期不景气的局面,堪称“文起百年之衰”。自然,五四时代与《红楼梦》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如果说,清代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小说是我国封建末世,一些擅长思考、富有才情的社会力量,虽然被严酷的反动政权禁锢着,却正好在受压制较少的文艺领域内找到了出路;那么五四小说则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期,精力蓬勃的时代在文艺领域找到了喷火口,发出辉煌的火焰。时代为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提供了重新理解《红楼梦》的新的历史条件。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像鲁迅等作家那样深刻地把握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实质和它的创新精神。我们只需读一读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其中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就可以知道,晚清这些把小说抬举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人物,对《红楼梦》是何等的不理解。同时可以反证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优秀作家们是《红楼梦》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往往喜欢把这场文学运动类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这种比拟有所偏颇,但它给人两个突出的印象,即一是他们要打破传统文学的限制,开创一部新的文学历史;二是他们要重新估定以往文学的价值,把那些长期为人贬抑的真文学的精神“再生”起来。因此,一代名著的《红楼梦》就不能不为众所瞩目。五四文学革命者重新评价《红楼梦》,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17年到1920年,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此《红楼梦》也就被视为白话文学的白眉和圭臬,作为他们“白话胜于文言”的重要例证。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把曹雪芹称为“盖代文豪”,重复了同样的意见:“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钱玄同也同意这一点:“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3]当时的文学革命论者多有崇尚西洋文学,轻视传统文学的偏颇,唯独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赞扬是一致的,甚至有一种“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有光)、方(苞)”的趋向。这种倾向主要是从肯定白话文学的传统上着眼的。胡适后来把这一点发挥得更为清楚:“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4]正因为他们多从语言形式看问题,所以对《红楼梦》的论述多与《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并列,笼统道之,并没有对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的探究。只有周作人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指出《红楼梦》是“够资格”的“平民文学”。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中,想得上文所说的平民文学,原极为难。因为中国所谓文学的东西,无一不是古文。被挤在文学外的章回小说几十种,虽是白话,却都含有游戏的夸张的分子,也够不上这资格。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这书虽然被一班无聊文人学坏成了《玉梨魂》派的范本,但本来仍然是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5]可以说,周作人早期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比胡适等人更为苛刻,他把不少小说都归入“非人的文学”加以反对,如把《封神传》《西游记》等归入“迷信的鬼神书类”,把《聊斋志异》等归入“妖怪书类”,把《水浒传》等归入“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等归入“才子佳人书类”,认为都是“不合格”的文学,在“主义”上加以排斥。唯独对《红楼梦》(可能还有《儒林外史》)另眼看待,认为它在“人间本位主义”上有与新文学相同的东西。[6]总的说来,早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对《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是推崇的,但他们的所见多在语言形式,加上当时的小说家为数寥寥,所以《红楼梦》对创作的影响是不多的,这种情况在1920年以后才有了根本的变化。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新文学界对《红楼梦》的理解进入新的阶段。鲁迅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同年,吴宓发表了《红楼梦新谈》,佩之发表了《红楼梦新评》,以一个“新”字为题,标志着论者的标新立异,也表明西方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潮进入《红楼梦》研究领域。次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诸问题做了较有系统的考证工作,成了“新红学派”的开山。1921年以后,我国新文学的各种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纷纷成立,各流派的小说家也成倍出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营养,也就为各派的新小说家所吸收,促进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发展。其中,与当时文学思潮联系最为密切的,有三种观点。第一,鲁迅从本质上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7]这样鲁迅就为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典范,确定了一套基本的原则。鲁迅小说的创作原则和他对《红楼梦》的这些论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加论证。第二,五四时期一些作家基于对人生的探索,写了不少“问题小说”,他们也从《红楼梦》得到一些艺术启发。佩之的《红楼梦新评》说:“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他指出,这部小说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作伪问题”,等等。[8]这些问题正是五四小说所异常关注的。茅盾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还高度评价了《红楼梦新评》以“批评社会”四个大字去概括《红楼梦》的主旨,认为“这篇论文的立场、观点,与‘礼拜六派’(当时《小说月报》的主要撰稿者)完全相反。这篇论文对《红楼梦》的分析,简明扼要,精辟新颖,在当时可说是空前的”[9]。第三,把《红楼梦》看作“自叙传”的作品。这本是“新红学派”的核心观点,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俞平伯在《红楼梦辨》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自然,胡、俞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非科学的,他们的结论也带有极大的偏颇,但是把小说视为“自叙传”的观点也是与五四文学思潮相联系的。五四时代是一个抒情气氛很浓的时代,许多作家的小说都表现出主观抒情的色彩,他们多在小说中写自身经历的内心感受,因此他们对“自叙传”式的小说很易发生共鸣。外国的自叙传小说如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屠格涅夫的《初恋》,都引起一些小说家的狂热的喜爱和模仿,在这样一种风气之下,他们也就对那种把《红楼梦》当作作者的“自叙传”的说法表示同感。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吸取养分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把《红楼梦》作为一种学问来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而只是从中获得艺术的启示和修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外国进步的文学思潮的推动下发生的。许多作家都自觉地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学作者,如鲁迅之于果戈理、契诃夫,冰心、王统照之于泰戈尔,郁达夫之于卢梭、屠格涅夫,郭沫若之于歌德,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供我们研究。相反,他们对于我国传统文学的吸收往往带有自发性,他们生活在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学的环境之中,许多人自小便喜读说部,对旧学造诣颇深,执笔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带有传统文学的印痕。但是,除了鲁迅明确地谈到《儒林外史》对他的影响,郁达夫谈到《花月痕》《西湖佳话》对他的影响,废名谈到唐诗对他小说的意境和用笔的影响之外,许多作家很少谈到古典小说对自身创作的直接影响。他们对《红楼梦》的意见也多是零零碎碎,《红楼梦》对他们小说的影响也深浅不一。但是由于各人的个性不同,趣味殊异,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意见集中起来,几乎涉及《红楼梦》思想艺术的各个侧面。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这部古典名著对五四小说的影响是何等广泛而千姿百态了。

  

   二

  

   《红楼梦》这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描写作家熟悉的平凡的生活场面,能够达到巨大的历史深度。《红楼梦》以前的长篇小说,多写英雄豪杰,即半神化的人物,其中的佼佼者如《三国演义》是历史英雄的史诗,《水浒传》是绿林好汉的史诗。《红楼梦》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它写平平常常的人,写封建贵族,写叛逆者,也写丫鬟奴仆,却深刻地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心理情绪,成了独具一格的社会生活的史诗。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把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描写与现实主义的深化结合起来的。可以说,《红楼梦》是从描写半神半人的古典小说发展到描写真实的民众的现代小说的一个中间环节。

  

《红楼梦》第一回写道:本书“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所写的只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它不随意拔高任何人物,也不把谁脸谱化,“只是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高度赞扬《红楼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10]。鲁迅是坚持这条现实主义原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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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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