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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

更新时间:2022-11-03 22:26:30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摘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法律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同时也会固化既得利益,尤其是收入差异转化为生产要素后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内卷,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我国法律中蕴含着限制社会分化、支持共同富裕的法律资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规范具有代际约束力,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构成了国家与公民的一份公法契约,先富者有带动后富者的公法义务,这也对公民的私人财产权施加了外在限制。在分配制度中,除了要在二次分配中强调按劳分配原则外,还要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优越性,提升劳动的回报率。中国的收入差异处在更大的世界体系之中,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注意国际和国内两大视角。未来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维持社会活力,努力实现国家、社会、个人的良性互动。

   【关键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政法逻辑;新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经济水平是发展的重要途径。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缔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分化、社会内卷越来越严重,在近些年的公共事件和社会讨论中相关话题也不断涌现。党的十九大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未来国家的工作重心。中央文件中“共同富裕”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界定了共同富裕的含义:“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此后,“共同富裕”成为相关研究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已有不少研究。[1]相较之下,法学界的直接关注较少,但相关的讨论也有迹可循。

   宪法学对中国特色宪制议题已有比较好的研究传统,较早的以国有财产权切入关注中国特色的财产法结构,如张翔教授从教义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打破左右之争的政治纠葛,从教义学分析的角度发掘私人财产的社会义务,以此化解其与国家利用之间的法律冲突。[2]近期有更多学者直接关注“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议题,如韩大元教授对《宪法》总纲第15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含义的分析;[3]李忠夏教授通过分析“合理利用”的规范含义以解析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结构;[4]常安教授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研究深化了社会主义作为合众为一政治塑造机制的功能。[5]尤其是张翔教授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共同富裕应该被理解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6]上述成果都为从公法角度研究共同富裕问题指明了方向: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之中,才能够对共同富裕进行具有学术增量的研究。

   本文试图还原共同富裕问题的理论语境和历史维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共同富裕条款的理论基础、内在张力、多层次的规范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当然,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需要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20世纪的整个现代化历程中,而不应仅仅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去解读。

   二、社会主义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石

   共同富裕是当前学术讨论中的高频词汇。共同富裕的经典表述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表述在改革开放后兴起成为讨论共同富裕的标准表述。有学者进而认为,邓小平形成了关于共同富裕的完整理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7]其实,改革开放仅仅是探索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共同富裕的立场更加坚定,故不应该将共同富裕仅仅理解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分析改革开放后的“先富带后富”路径时,不能将之理解为对前三十年理想目标的否定,而应该理解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上的改进和推动。邓小平揭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8]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种发展要体现在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上,“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9]长期的贫穷状态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有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下岗和民众对“官倒”的愤慨是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10]改变贫穷的状态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所在,借助各种方式发展经济恰恰是在维护社会主义——通过发展经济保证了国家的持续发展、避免国家由于经济落后被“开除球籍”,通过繁荣社会主义经济而坚持社会主义。[11]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共同富裕的基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权利、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借助对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推动人们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其法律体系侧重于保护形式平等,但是对这套制度背后分配公平、经济分化等问题的关注较少。笔者曾在研究中发现,法律经济学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石之上,以个人福利作为出发点而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能解决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却对宪制框架,尤其对反思西方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兴趣不大,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12]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社会经济层面的差异引入到分析之中:权利和自由都不是抽象层面上的,而是由具体的社会经济层面决定的,每个人由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以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权利,必须要在经济上解决彼此的分化;这种平等需要消灭财产的私人占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否则法律、权利只会沦为被奉为法律的这个阶级的意志而已。[13]

   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应该做到真正的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理论上社会主义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实现。但是社会主义在成为现实的时候,恰恰有一个历史的错位——落后国家由于时势的造就反而率先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因此要经历漫长的“补课”,不断推进经济建设的进程,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平等需要等到最后的共产主义阶段才有可能实现。[14]以经济发展为例就必须要考虑实行符合经济条件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列宁认为从小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必须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以此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下,这些措施并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性质。[15]

   落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的区分敌我主要体现在政治身份层面。20世纪的社会革命理论认为实质平等是核心所在,借助对底层的解放和政治动员,中国完成了社会结构的重组和对新人的塑造;动员群众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实现人民当家作主。[16]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工人、农民的身份识别背后,蕴含着政治识别的逻辑,即在经济上的同质化取消了物质激励之后,借助政治的方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这种政治技艺包含着对立统一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在政治上区分敌我,划分阶级和阶层,以此实现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采取同质化措施,追求社会成员经济上的平等。政治上区分与经济上同质并存,共同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框架和宪法结构。[17]

   政治地位分殊并不会导致太大的经济差异,而且政治区分所导致的身份之别随时可以发生转化,如借助社会主义机制将资本家、地主都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他们也就享有同等的权利。国家在经过三大改造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后,不再允许基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差别,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得以体现——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为后来的共同富裕政策奠定了基础。“五四宪法”第10条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并在第90条对公民的住宅作出特殊保护。[18]但是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第101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没有关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相关规定;[19]且第13、14条确认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利用私人财产,不可因使用私有财产损害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实质平等之诉求和制度,为后面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并未像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发动底层群众的过程中将经济发展权下放给地方——发动基层群众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国有经济之外培育了有一定潜力的中央计划之外的经济,典型的如改革开放后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其实来自“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20]官方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也有了明确判断。[21]就本文所关注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深入人心,中国人今天具有强烈的平等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追求实质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分化背景下格外强劲。[22]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没有完全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而且经济上的绝对公平也不见得就是先进的。改革开放后,抛弃完全的经济均质化立场,通过物质鼓励释放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势在必行,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3]

   (二)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24]20世纪70年代末落后的现实要求国家将发展经济实现赶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5]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大家普遍认识到国家的落后状态,在很多官方文件和表述中都将“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作为改革最朴素、最直接的动因。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邓小平提出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6]不管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猫论”,以及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都是将改革开放精神与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小康社会”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在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已经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理想。“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普遍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27]由此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改革开放的精神气质与此前有着明显的不同,如何理解这种不同?这是否意味着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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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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