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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比较文明学视域中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

更新时间:2022-11-02 23:13:42
作者: 王震中  

  

   内容提要:推动比较文明学的建立,有助于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所讲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比较文明学属于学问之“学”与学科之“学”的结合。其内涵,有上古社会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中外比较,也有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外比较,以及当代中外文明的互鉴与比较;既可以对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也可以进行专题比较。可比性是比较文明学的关键。找准可比性,并在比较时从现象深入到实质,这才是高明的、科学的。文明的比较和互鉴是以相关文明特质的认识为基础的,比较文明学也要在对所比较对象的特点特征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因此,要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首先要对中华上古文明思想文化特质有全面的把握。中华上古文明思想文化的特质主要包含宇宙观、天道观、伦理观、德政观、礼义教化观、对立统一观、“大一统”观等方面。

   关键词:比较文明学 中华上古文明 宇宙天道 伦理德政 礼义教化 大一统

  

   一、建立比较文明学的时机与意义

   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曾提出该研究中心应该建立和推动“比较文明学”研究。谈及建立比较文明学的时机与意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次大会召开以来,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建立“比较文明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之凸显出来。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也说到了文明交流互鉴,他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与研究中华文明特质的论述联系起来看,对互鉴各方的文明特质的认识是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基础,比较文明学也是在对所比较对象的特点特征进行深入了解基础上的比较。

   比较文明学在其草创时期,主要属于学问之“学”。等到有了一定基础、各方面条件具备之后,就可以发展为学问之“学”与学科之“学”相结合的比较文明学,届时比较文明学就会走入大学、走进课堂。比较文明学这一概念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在历史时段上,有上古社会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中外比较,也有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外比较,以及当代中外文明的互鉴与比较。在内容上,既可以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也可以进行专题比较;而专题比较,既可以是一项一项的,也可以是系列性的。可比性是比较文明学的关键。只要抓住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其比较研究就成功了一半。因而找准可比性,并在比较时从现象深入到实质,是高明的,也是科学的。

   比较文明学要求对可比较的双方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在知识结构上,有其特别的要求,概括地说就是要学贯中外。学贯古今和学贯中外是做学问的极高境界。在学贯古今上,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学贯中外上,近代以来,季羡林、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林语堂、齐思和、刘家和等学者,都是知名的,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较文明学的最高境界是把学贯古今与学贯中外集于一身,要攀登这样的高峰诚然极其艰难,但对于有志于此的青年学子,迎着挑战而成长,其成就不可限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实可成为比较文明学研究的座右铭。

   二、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

   比较文明学以对比较的各方的文明特质的认识为基础,其中上古文明对于中外都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段。中华上古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的文明,它的历史时段大致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中华文化的基因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段初步发育,并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华上古文明的特质可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这里仅就中华上古文明思想文化层面的特质作一些概括。

   思想是历史的精华。一方面,思想史是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凡称得上思想的(特别是其哲学思想)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中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那么,在思想文化形态上,上古中国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属于文化基因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宇宙观、天道观、伦理观、德政观、礼义教化观、对立统一观、“大一统”观等方面加以概括。

   (一)中国上古的宇宙观

   中国上古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这一宇宙观出现得很早,安徽含山凌家滩87M4号大墓出土距今5300年前的刻有表示“天圆地方”“四极八方”的玉版,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展现。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包含有先民对天地的认识和敬畏。凌家滩的这块玉版,因夹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一同出土的还有玉签,所以它和玉龟一起,是占卜的法器,透露出八卦的起源及其朴素的辩证思维。再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祀遗址发掘出的祭天的大型圆形祭坛(天坛)和作为祭社的大型方形祭坛(社坛即地坛),在表现出对苍天和大地极高的敬畏与崇拜的礼仪中,我们也能看到“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存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良渚文明中的玉琮和玉璧,玉琮的造型是外方内圆,并用圆把方贯通起来,其呈现出的也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这是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地观通过玉礼器而纳入了礼制文化的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时间与空间每每连接在一起,“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就呈现出时空的一体性。例如,在《礼记·月令》等典籍中,四季称为“四时”,并与四方相对应:春季与东方相联系,夏季与南方相联系,秋季与西方相联系,冬季与北方相联系。“木、火、水、金、土”五行也是这样,“木、火、水、金”与“四时”和“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再加上“中央土”,就构成了五行与时空的统一。所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是一种时空观,反映出上古思维中很独特的一面。

   (二)三层内涵的天道观

   天道观在中国古代有其演进的过程,它在上古有多层内涵:其一是“以天地为道”以及“天地人”三才的天道观;其二是作为至上神的天命观;其三是把“敬天”与“保民”联系在一起的天道观。

   “以天地为道”的天道观,《礼记·乐记》说:“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这是让人们遵循寒暑风雨之时令,按照自然时令行事,从而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礼记·乐记》还把天地之道与礼乐文化之间相关联,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样,所谓礼乐文明,从天地之道来看,就是天地的和谐与秩序。在这样的“天地之道”中,是不能离开人的参与的,所以,古人对于“天地人三才”视之甚高,如《尚书大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均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易传·系辞下》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又说:“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人”之所以能够合为一体,是因为人以天地为道。这也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历史渊源。

   作为至上神的天道观,在甲骨文中是“帝令”,在西周金文中是“天命”。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帝”“上帝”可以命令下雨或不下雨,可以命令年成的好坏,可以命令是否降灾,也可以对商王是否给予保佑。甲骨文中的“帝令”显示出“帝”“上帝”有至上神的意思。但甲骨文中的“天”并没有神秘意义,只是与“大”同意。虽说商王也知道有“天命”一说,商王知道周人是以“天命”为至上神的,但商王并不以天为至上神,因此《史记·殷本纪》有商王武乙对天加以羞辱、杀戮和“射天”的记载。但在西周青铜铭文中,我们看到周人是把“帝”和“天”都作为至上神,周人在继承商王以“帝”为至上神的同时又加进去了“天”这样的至上神,使得在至上神的意义上,“天”与“帝”具有了同一性。所以,在至上神问题上,从商王到周王是有发展变化的。由于西周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甚为深远,因而以“天”“帝”为至上神的天道观才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敬天保民”的天道观是西周时才出现的。周初开始,特别是周公,在把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时,把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在对商族的“上帝”和周人原有的“天命”加以合一的同时,实现了天道观的升华。例如,《尚书·多方》中周公说,“天惟时求民主”,即天是为民求主的,只有能“保享于民”的人,才能“享天之命”。《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西周的统治者,特别是周公,把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法度之中,把“天命”“敬德”“保民”三者联系起来,“以‘敬德’为‘受命’”的根据,以‘保民’为‘天命’的体现;并把先王作为‘以德配天’的典范”。这种通过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在对原有上帝和天命论修正的同时,实现了天道观的升华。西周以后,继承周公思想的孔子,喊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既讲天命,又讲德孝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并使二者相统一,孔子的“仁”与西周以来的天道观是相协调的。这种升华了的天道观,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基因性的因素之一,汉代的董仲舒在讲“天人感应”时,提出灾异谴告说。他认为人间政治上可感天,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是有因果联系的,人间的灾异是有意志的天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谴责警告,所以最高统治者要检讨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政,才合乎天义。董仲舒的这种思想与周人“敬德保民”的天道观是有联系的。由此可见,周人“敬德保民”的天道观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着重要贡献。

   (三)独具特色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的一大特色,它以慈孝和人际关系为核心,包含讲仁爱、尊礼义、守诚信、尚和合的精神特质。对于伦理观中的“孝道”,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例如《尚书·尧典》说:舜面对“父顽,母嚚,象傲”,却能“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也就是说,舜面对父亲愚顽、继母凶狠、异母弟弟象的傲慢逞强,却能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和睦相处,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到了周代,把孝与德紧密相连,出现徳孝理念,并以此成为孔子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论语·学而》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的出发点,也是仁的根本。

孔子的仁与礼是互为表里的。《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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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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