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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试论法学的科学性

更新时间:2022-11-02 00:05:30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有关法学科学性的争论由来已久,对法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质疑首先涉及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以及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的可变性、法律判断的主观性等。通过考察法学的发展可见,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认定法学的科学性,也不能以法学的本土性否定其科学性。法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其具有一以贯之的基础价值,具有实践性,并且已经形成了有逻辑的知识结构体系和独立的研究方法。增进法学的科学性需要构建法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强理论创新,扎根法治实践促进法学发展,并广泛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成果。法学的未来发展需要面向互联网、高科技和大数据,面向现代市场经济,面向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

  

   关 键 词:法学科学性  本土性  实践性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jurisprudence  indigenous  practical

  

   法学(德文为Rechtswissenschaft,英文称为legal science,法文称为science du droit)。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法学是一门研究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之学,也是一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服务社会的实践之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着理论引领和制度支持作用。然而,法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这一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关涉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式、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向等若干重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法学的科学性谈若干粗浅认识。

  

   一、法学科学性之论争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其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法学是以法律规范的产生、发展和变动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①就像任何一门科学以探究“实质性的、解释性的真理”一样,法学也是在寻求法律现象的必然规律。只不过它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以探究法律发展的真理为其研究目标。

  

   法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一般认为法学的昌盛仍然是以罗马法时期为标志。耶林说,法是罗马人天才的发明。在罗马法时期,《学说汇纂》第一卷说,“法学(iuris prudentia)是关于神和人的事务的认知,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事实上,《学说汇纂》正是罗马法学家的学术观点,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些学说和理论甚至成为裁判个案的重要依据。在中世纪后期,罗马法复兴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一起成为西方近代的社会建制和精神素质的直接源头。

  

   在启蒙时期,许多启蒙思想家深信法学是一门科学,为了增进其逻辑性与可验证性,他们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法学。将人文主义和数学逻辑方法相结合,将数学逻辑运用到法学之中。②例如,莱布尼茨尝试用定义、公理和一整套定理来论证法。③他采用数学等逻辑学的方式建构法的体系,尝试通过一个完整的体系穷尽对法的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也具有高度的系统性”④。17世纪自然法代表人普芬道夫(Samuel A.Pufendorf)深受格劳秀斯和笛卡儿方法论的影响,他在1672年所著的《自然法原理》(De jure natura et gentium libri octo)中,建立了所谓“建筑学政治学”,他从数学方式建立的各种定理出发,构建了一个法律体系。⑤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学家对推进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然法学家看来,他们认为法就是一种能够通过理性认识、研究的学问。自然法学家的鼻祖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概念实际是在讨论一种自然法则,因此,像人们运用数学规则一样,可以运用理性来认识自然法。“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标准。”因此,即使是上帝自己也不能使2加2不为4,不能把理性上认为恶的变成善的。⑥自然法学家将法塑造成了一种超乎完全反映自然规律的学问,这种观点对后世学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现代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创立者、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主张通过形而上学的原理和数学、逻辑学等方法构建法律的体系。⑦换言之,在莱布尼兹看来,所有的罗马法可以化简和递归为若干基本原理,一旦找到这些基本原理,所有的法律均可以从中推导出来。⑧例如,在莱布尼兹的《论组合术》一书中,他认为法学如同几何学或者算术学一样,是一门由简单数据构成的形成复杂情形的组合技艺。在莱布尼兹看来,几何学是由三角、圆等组合而成的,而法学则是由诉讼、允诺、买卖等要素组合而成的,两者没有本质差异。⑨

  

   德国自然法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把这种法学科学化的努力推向高潮。沃尔夫倾向于使用数学方法,将数理逻辑或者几何学方式转化成为一种“封闭的、公理演绎的自然法体系”,在这一自然法体系中,所有的自然法的规则都可以从较高的公理中依照无漏洞的演绎方式推导得出。⑩沃尔夫始终在追求定义的严密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准确的推论,才能够使各个命题通过这种从定义或定理出发的三段论得到证明。因为用定理或共同的高级概念将各命题结合起来,通过一种完整而无缺漏的演绎,就可达到近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逻辑性体系。(11)由于如数学一般的精确性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被过多地强调,正如德国私法史教授维亚克尔所指出的,“(沃尔夫)在推论中排除了经验的和感性的因素,公理中的自然法则即使在最末梢的细节上也是没有漏洞的。所有具体的规则都来源于具有严格逻辑结构和准确的几何学的证据中的更高级别的、更为概括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通过排除相反情况的推理的逻辑链得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其基础就在于其所有的内容都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12)。而从1715年至1745年,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大多受到沃尔夫思想的影响,其方法对德国法的影响可见一斑。可以说,沃尔夫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概念法学”之先河,对潘德克顿学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乃至提供了作为以后普鲁士立法以及《德国民法典》之基本结构的体系。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德国潘德克顿学派其实也崇尚法学的科学性,主张以古典罗马法(尤其是《学说汇纂》)为蓝本,借助法学体系方法建构近代民法体系。(13)潘德克顿学派的创始人沃尔夫整合了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的义务体系和托马希乌斯的原初权利的理论,于1754年撰写《自然法与万民法诸原理》一书,从而建构了民法的权利体系。(14)潘德克顿学派通过解释罗马法,揭示了概念和规则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以法律关系来编排民法典的理论为许多国家所接受。(15)萨维尼力倡研究、教授、学习法律的重心应当从自然法转到人定法上,应当总结和整理德国已经实践的法律和习惯,从中发现基本的法律原则,根据这些法律原则发展出具体规则。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试图构建法学的“概念金字塔”。所谓概念金字塔是指,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这一最普遍的概念可以用来包摄所有其他概念的概念体系。据此,从金字塔底部的每一点出发,都可以通过概念涵摄向上进行逻辑演绎的推理。(16)正如普赫塔所述:“科学现在的任务在于体系性的关联上去认识法条,以便能够从个别的系谱学向上追溯至其原则,并且同样地可以从这个原则向下衍生至最外部的分支。”(17)然而普赫塔也深受萨维尼关于体现民族精神的法律必须依赖法律所构建、必须通过法律人之手加以系统化的观点的影响,提出法律要由法律人构建,由法律人所构建的法律要呈现出一个“概念的金字塔”(18),这个概念系统可以为法官的裁判提供足够的依据,法官只需要在概念中寻求依据,便可解决争议。由于以普赫塔为代表的潘德克顿学派极强调概念形式主义(Begriffsformalismus),因而也被后人称为概念法学。

  

   从自然法学派到潘德克顿学派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法学不仅在探索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尝试在形式体系上,对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展开研究,并且注重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概念体系的完整性。这种思想不仅促进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的发展,同时也对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潘德克顿学派从概念金字塔出发,形成了科学法的概念。强调按照所谓数学—演绎方法论而制定具有严格逻辑性的法典。潘德克顿学派据此认为可以将德国民法变成一部科学法,正如物理学家从物质材料的研究中发现自然规律一样,科学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法学之中,法的科学性由此而来。这种思想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民法典》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法”,正是由于其是按照这一逻辑所制定。(19)从历史考察来看,承认法学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具有一定正当性,同时也对立法活动与法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进入19世纪,法的科学性已经开始遭到质疑。1847年基尔希曼(J.Von Kirchmann)作了一场主题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的演讲中,其主要是从法学与自然科学对比的角度,全面否定了法学的科学性,他认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不符合‘科学’一词的真正定义”(20)。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法律,而法律本身是具有可变性的,是飘忽不定的,“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21)。另一方面,法律判断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法学极大地受到法学研究者价值判断的影响,而对于价值判断并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验证,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确信;法学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能产生一个唯一正解,其背后体现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冲突;此外,法律判断还容易受到个人情感的左右,“情感从来就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它取决于教育、习惯、职业、禀性等等,总而言之是一种偶然”(22)。1869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发表其著名论文《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也对法的科学性再次提出质疑,但他所质疑的理由与基尔希曼并不相同。他认为,法是一门受国界限制的学问,它不是普适的,因此,法学受到每个国家立法者观点的限制。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国界限制的学问,一个国家的法律只能源于本国实践,也只能用于本国实践。他说:“人们可以问道,有哪一门科学,竟需仰赖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务,于明日遭废弃,使于某处为假之事,于他处为真?有哪一门科学,竟需受国家边境界桩所限,使我们在跨越边界或者在引入一部新法典之时,陷入窘境?德意志邦联法律的科学,于今安在?它已经随着德意志邦联入土为安;而当一位法国法学家移居德国或者当一位德国法学家移居法国时,他的知识又为何物?”(23)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法律是一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从“地方性知识”等文化阐释角度出发,他指出“法律乃是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的特定意义的方式”(24),法不具有普适性,法律是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的一种本土化资源,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这就很难成为一门科学。

  

对法学的科学性的质疑,首先涉及“科学”概念本身的定义问题。对法学的科学性的质疑并非没有意义,这种质疑再次提醒我们,一方面,法学不仅仅要探究法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要以实定法为研究对象。的确,作为研究对象的实定法不是僵化与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确实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学研究的稳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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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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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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