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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代化研究的世界眼光:宏观探究与理论启示

更新时间:2022-11-01 23:53:18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伴随中国的现代变迁而起,但对现代化进行知识学的探究,则始自民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罗荣渠路径”堪为代表。罗荣渠的研究凸显了现代化“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揭示了“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范畴”,展现了现代化内外源两型发展的不同态势,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确立了“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变基线,总结了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从而系统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知识图景。这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突破了悉心模仿的困境,而且也标志着这一研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

   关键词:现代化;世界眼光;罗荣渠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自具特点,足以让我们在中国的现代化知识史上去理解和定位。由于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涉及面广、论题丰富、跨越几个学科,为了集中呈现其成就,需以“罗荣渠路径”(Luo Rongqu Approach) 来作统一观。钱乘旦指出,“以罗荣渠的工作为标志,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逐渐展开,终成大势。”这是对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影响的概括。不过,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不仅影响了史学领域,而且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众多领域,使这些领域高度关注和聚焦现代化论题。更为关键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现代化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面对的国家基本处境,中国的出路在于,在理论上深刻认识现代化的本质,在实践中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这也是以世界眼光系统研究现代化的“罗荣渠路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一、引言:开放的中国与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有其前史。在他之前,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和积累过程。从晚清至今,百余年的现代化知识积累,已经足以将现代化作为理论研究的专门论域,让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进行思考”, 查其得失,实现超越。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它发生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之际。这让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具有足够的现实驱动力,并且因应现实的急迫需求,展开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研究事业。“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我认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着手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是理解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研究必须重视的双重先在问题。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一是具有相当坚实的现代化理论支撑,以此保证对现代化的研究拥有一种理论自觉;二是现代化理论研究既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连,同时也具有引导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向的理论指引作用。由此,现代化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身构成相互呼应的眼光收放机制:如果对现代化缺乏宽广的理论审视目光,研究者可能会陷于一种非常狭隘的境地,不仅无以揭示现代化的本质,无法呈现现代化的理论面目,也无力有效阐释现代化的丰富意蕴;假如仅仅将现代化理论研究视为书斋功夫,那么它不仅缺少理论的源头活水,而且因为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区隔开来,也就势必缺少理论探究与实践需要积极互动的动力,从而将现代化理论研究变成文字游戏。前者需要现代化的理论积累,后者需要现代化进程给研究者提供动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两种动力缺一不可。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同步进行。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是改革开放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定位,将之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将国家发展方向明确为实现现代化。由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人必须认真研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范式与方法,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健康发展。于是,以经济现代化驱动的现代化思考开始热络起来,社会科学界围绕经济现代化任务,展开了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由多学科驱动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强劲的现实需求驱动下,开始逐渐形成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近及远地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秉承了早期现代中国的相关研究传统,但以“从西化到现代化”进路的凸显,呈现出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条发展线索。而着眼于以“现代化”来定位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相关研究,正是罗荣渠在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也是他得以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谱系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缘故。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国际学术界以现代化为对象的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的引入,使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基本论题与学者争辩进入中国学术场域,从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将现代化作为专门学科或独特论域对待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并构成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总体图景的一部分。恰如郭春生所说,“严格地说,现代化理论是在本世纪60年代最先从西方兴起的。在1960年日本箱根会议之后,现代化理论研究很快在西方国家进入热潮。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理论在我国仍被视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展开,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相继出现,如何解释这些新现象,解决这些新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应时而起,从诸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各国现代化比较的多维呈现、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现代化转变(古今之变)的态势、现代化典范的确立、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等多个角度审视现代化,形成了颇具理论个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这是罗荣渠教授自觉接受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洗礼,并以这样的动力推动而达到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新高度。此时的罗荣渠恰好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凝心聚力的一个阶段,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与学者追求的学术突破相扣合,极大提升了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品质,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术典范。

   二、范式转变:开拓现代化论域

   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是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处境中开启它的当代进程的。这就注定了这一研究所具有的某种中国化理论性格:中国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笃定会强有力地塑造它的价值偏好、理论倾向与基本论题。如何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为现代化理论研究开辟一块学术创意的生长地盘,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是否能出新意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已经呈现了具有理论竞争力的不同范式,中国学者要进入现代化理论研究园地,就不能不面对由西方学者给定的某些现代化理论研究预设,但同时又不能完全受这些研究范式的制约,否则很难提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论题且予以创新性阐释。于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为现代化研究寻找落地空间,而且还需要在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学术密林中为之寻找具有阐释余地的理论论题。这是一种需要极大学术和理论勇气的努力。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现代化理论既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了一系列需要清理出现代化理论研究地盘的基本论题的明晰答案。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预设命题上,给出合乎人们预期的清晰解释,比之于研究甫一开张,就给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要重要得多。基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罗荣渠对何谓现代化以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对前者即现代化的概念界定而言,他明确指出中国学术界不应照搬日本的“近代化”概念。相反,日本的“近代化”一词译成汉语,应当是“现代化”,否则就不足以凸显现代化的内在本质。如果因近代化而衍生出古代化、中世纪化等概念,那就会让人莫名所以了。罗荣渠强调,“‘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初期指的就是现代化楷模即西方国家的相应变化状态。“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了,于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新的‘现代化’ 概念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开始被广泛使用。” 它主要指由工业化推动的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替代,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一场剧变,它是对此前具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的社会进程的中断,让人类历史从此呈现出鲜明的、加速性的跳跃。

   对后者即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回溯而言,罗荣渠遵从历史事实,指出现代化思潮是一种不断变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19世纪,以社会进化论肇始,以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奠定精神根柢,以乐观主义为之注入新动力,以西方化为其世界进程鸣锣开道。但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开启了现代化反思热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塑就了对立的现代化理念,但也凸显了“美国世纪”这一对现代化理论研究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与学术霸权。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展热”推动形成了“现代化热”,现代化理论研究终于成为一场学术运动。随着经济发展理论的蓬勃发展,政治发展论述涌动而出。到70年代,现代化既有理论所执意凸显的西方化与美国霸权,促使人们反思这一理论建制在整体上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峙、西方化的一元模式、中心与边缘的分析框架。终于,从80年代开始,现代化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互动的新局面。罗荣渠正是在直面西方现代化理论既有研究中,展开其现代化理论研究运思的。

   罗荣渠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蹚出一条富有新意的研究路子,从而形成“罗荣渠路径”,当然有很多需要描述和分析的构成面。但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尤应注意。

   其一,罗荣渠在展开其现代化理论研究之始,就敢于打破思想束缚,突破西方教条,从而在大多数人还拘守如仪的既有认识之外,提出富有创意的现代化理论论题并作出颇富新意的阐释。其中独具特色的就是他的现代化基本命题所显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命意。这是他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拓展论域的最重要体现。他以现代化话语改变了中国现代发展的话语版图,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属性,但罗荣渠没有回避现代化研究的敏感问题,而是迎难而上,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关系进行辨析,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论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凸显的发展论题的关系加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注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重视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加以剖析。在此基础上,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发展理论,有其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得以复兴的动力;同时,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此,他研究了现代化的实质、现代化的动力以及生产方式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等重要论题,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罗荣渠认为20世纪出现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革命性变革,“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形式的过渡,而是发生巨大变形的过渡”。因此,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来讲,弥补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大力发展生产力,乃是它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对世界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讲,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提醒,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念的根本精神。

其二,罗荣渠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拓展论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丰富了现代化的研究论题。这类论题包括现代化的总体观念、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等等。其中,罗荣渠关于现代化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命题,具有中国关怀基础上的独特理论价值。他指出,流行于西方与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长期以来都是一元单线的理论模式。“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一种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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