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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虎 王卓亚: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更新时间:2022-11-01 23:46:05
作者: 郭永虎   王卓亚  

  

   摘要: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始终没有停止。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英国的干涉手段主要集中在舆论攻击层面。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除了延续前任的舆论手段,还公开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策划乱港渗透活动。约翰逊执政后,英国政府肆意诋毁香港国安法,威胁实施涉港制裁。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具有以下特征:干涉力度不断升级,干涉手段集中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上,涉港立场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干涉行为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英国对香港事务的长期干涉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了中英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应深入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推进香港民生经济建设,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推进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殖民化,提高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事务;国家安全;中英关系;干涉主义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中英联合声明》中与英国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从这时起,英国对香港再无任何管治权和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也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文件[1]。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为了继续维护和扩大其在港既得利益,英国长期自诩对香港及其居民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并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为由插手香港事务。近年来,在美西方加强对华遏制的背景下,英国频繁染指香港事务。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妄称“英国永远不会放弃香港”,并声称“英国也会永远关注并保护香港市民的人权与自由民主权利”[2]。这类表态是英国自香港回归以来的一贯涉港立场。从布莱尔到约翰逊,英国历届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历史连贯性。为此,从长时段做历史考察更容易厘清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特征、规律和本质。

   从研究进展来看,学界关于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研究则相对薄弱。已有成果分时段探讨了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情况。阮国英对香港回归前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政策进行了回顾[3]。李环评析了2016—2018年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特征[4]。周方舟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比较英美两国在干涉香港事务上的差异[5]。刘诗琦和陈寒溪等学者对英国涉港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6-7]。总体来看,学界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缺乏系统的历史梳理。本文拟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历届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影响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

   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1997—2009年)、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2009—2019年)和约翰逊时期三个阶段。

   (一)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殖民惯性的延续

   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正处于香港回归初期,英国对香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妄图继续操控香港事务。回归之初,香港政治、经济等领域仍未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的遗留影响,这为英国染指香港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布莱尔和布朗极力推行“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旗号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涉。布莱尔曾宣称:“只有进一步推广我们的价值观,才能不断扩展我们的利益。”[8]英国政府在该阶段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以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人权观为主要手段。

   1.干涉香港政制发展

   回归初期,英国频繁对香港的政制改革进行干涉。1998年5月,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约见部分选举人并讨论选票情况,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对此,英国政府辩称“与政党成员的日常低调接触是外国驻香港及其他地区领事馆的正常做法,并不构成干涉”[9]。2002年,为了尽快填补香港特区的安全漏洞,香港特区政府将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提上议程,在咨询期间遭到了英国的干扰。2002年11月18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比尔·拉梅尔妄议23条立法,声称“第23条立法不符合法律程序”。2003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关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6月30日,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与香港立法会中反对派议员针对第23条立法共同密谋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10]。2003年7月,香港一些乱港分子煽动针对23条立法的非法游行,而当时正在访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以“联合声明签署国”的身份表示“声援”[11]。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1第7条和附件2第3条进行解释。此次释法是在遵循民意、深思熟虑下提出的,然而却再次遭到英国的干涉。4月7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拉梅尔发表声明,妄称此次释法“削弱了《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5月11日,拉梅尔再次指责全国人大的决定“限制了香港政制发展”,并称将“兑现对香港历史承诺”与中国政府进行持续讨论[12]。

   2.炮制并定期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自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外交大臣每半年就会向英国议会提交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常规手段。1997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向英国议会提交了首份《关于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半年报告》。这份报告评估了香港回归过渡阶段中国在联合声明所承诺关于法律制度、司法系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库克在报告中强调英国对香港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进而提出在回归后英国依然会对香港“负责”[13]。1998年1月,英国外交部如法炮制第二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继续打着《中英联合声明》的旗号对香港事务进行所谓调查评估。除了关注金融、航运、教育等基本问题,英国还将重点放在香港的政治事务上,对香港政制发展横加干涉。在报告中,英国公然挑战临时立法会的合法地位,还在香港历史教科书内容修改、港人于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等问题上作梗[14]。截至2022年6月,英国已经连续发布了50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惯用伎俩。

   (二)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积极支持并参与乱港活动

   在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执政时期,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提振2008年经济危机后长期萎靡的英国经济,卡梅伦政府与中国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英国与香港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而在政治领域,英国则继续对香港事务横加干涉。

   1.公开支持反中乱港活动

   2013年,乱港分子开始酝酿非法集会,英国予以积极支持。2013年9月14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在香港《明报》发文称英国将为其“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施维尔的言论推波助澜,助长了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15]。2014年9月28日,乱港分子发动所谓“占中”非法集会,进行袭警、破坏公物等违法行为[16]。9月29日,英国无视乱港分子的非法行径,竟以“行使示威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借口粉饰乱港分子的暴行。当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迅速稳定秩序后,英国又从中作梗。10月2日,英国表示对局势“十分担忧”,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与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政制发展的提议”。10月15日,在香港警方驱散了特首办附近的乱港分子后,英国首相卡梅伦替乱港分子开脱罪责,声称英国要为乱港者“挺身而出”[17]。10月22日,英国下议院公开讨论香港事务,妄称对香港事务有“历史责任”。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活动不断升级。面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暴力违法行径,英国政府推波助澜,多次发表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6月18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对香港局势和《逃犯条例》进行讨论,工党议员古德曼公开诋毁《逃犯条例》有违“一国两制”原则。保守党议员劳顿“呼吁”英国政府采取一定的手段予以应对[18]。7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妄称乱港分子袭警、堵塞交通等暴力行径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7月3日,首相特蕾莎·梅再次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中方随后对亨特和特蕾莎·梅的言论表达了坚决反对。面对中方的回应,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西蒙麦克唐纳辩称中国对英国的指控是“不可接受和不准确的”[19]。7月22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又在会议中妄议香港事务: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妄言中国政府的警告不会阻挡英国“作为联合声明签署国对香港的承诺”,工党议员古德曼叫嚣将对香港警方进行独立调查[20]。

   2.幕后策划乱港渗透活动

   英国除了公开支持乱港行为,在暗地里还通过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称FAC)、香港监察等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渗透破坏,并培育、扶持和包庇乱港分子,企图达到对香港的远程操控。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英国议会负责监督外交部行动的常设机构,长期热衷于炒作“港独”“疆独”和“藏独”等议题。2014年12月,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企图进入香港搜集涉港情报并与乱港分子进行接触。中国政府识破了FAC的图谋,拒绝FAC进入香港境内。英国首相卡梅伦对此宣称“加剧了英方对香港局势的担忧”[21]。2015年,FAC在没有经过实际调查的情况下,捏造《中英联合声明》三十年调查报告,诬称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遭受严重破坏”,并以维护香港“基本权利”为由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此外,英国还借助非政府组织开展乱港反华活动。其中,“香港监察”比较有代表性,它表面上是英国的一个调查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代理人和智囊团,负责在香港进行渗透颠覆、情报收集,资助扶持“港独”分子等非法勾当。其执行主席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贝内迪克特·罗杰斯。罗杰斯及该组织成员长期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罗杰斯曾以“香港监察”的名义,邀请李柱铭、戴耀庭、罗冠聪等乱港头目参与英国保守党年会的“边会”[22]。2017年,罗杰斯企图经泰国进入香港境内再次进行颠覆行动时被香港入境处截停并拒绝入境。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罗杰斯被拒绝入境进行评论,妄言“国际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信心受到损害”并“要求”中国做出解释[23]。

   英国政府官员还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接触,为其提供支持和庇护。2014年非法“占中”发生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曾与乱港头目戴耀廷频繁接触,仅一年内就与其进行了四次会晤,戴再三要求英国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压。同年,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与“祸港四人帮”中的陈方安生和李柱铭会面,克莱格表达了对乱港分子的“支持”[24]。2018年9月25日,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香港民族党”被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取缔,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舆论干涉,为乱港组织公开“洗白”。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贺恩德又与陈方安生私下会面,继续谋划乱港计划。而随着修例风波的平息和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乱港分子开始寻求英、美等国的政治包庇。英国成为乱港分子的避风塘,被香港警方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通缉的乱港分子罗冠聪、郑文杰在英国政府的掩护下逃窜至英国继续从事乱港活动。

   (三)约翰逊政府时期:全方位干涉香港事务

约翰逊上台后,英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于正式脱欧后的动荡期:脱欧“拉锯战”严重地冲击了英国经济、贸易,英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持续下降。为了应对内忧外困的局面,英国企图通过调整外交战略来重塑大国形象。一方面,英国将美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和伙伴。在英国政府发布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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