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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学术资本化潮流中的“末代武士”——叶启政先生的治学

更新时间:2022-11-01 22:28:30
作者: 渠敬东 (进入专栏)  

  

   那天,从中关新园出来,春意暖暖,漫天杨絮。我陪叶先生穿过红砖旧墙的楼群,一路说着话。过了东门,再走几步,就到了理教。大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是来自各地的学生、“青椒”,应星、云杉他们也都在,隔着人群远远看去,叶先生的老友杨善华老师、从美国来的周雪光教授坐在后排……这一幕,使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

   1995 年,我从复旦来社科院读博士,每周末都从城东南往城西北走一遭,参加李猛组织的福柯读书会,无比快乐。得知上半年叶先生在社会学系开了系列课程,没听到觉得惋惜。第二年春天,叶先生又从台北千里迢迢地来了,这一次专题是“文化社会学”,顿觉兴奋异常,一个多月里,每周穿梭京城就变成了四个来回。说实话,大陆学界从80 年代到90 年代,虽说不如以前热闹了,但思想文化之风并没有停歇。不过,初识叶先生,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那时候,先生未到花甲之年,和蔼极了。衣着随意中透着讲究,讲课的语调是温文的,又有幽默在。叶先生的风度那么自然,不着痕迹,举止中饱含诗书,这是在那个时代的大陆学者中不多见的,不免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了些敬意,也觉得亲切。先生的生活态度是向上的,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还没有入夏的季节,就在勺园的水房里浇冷水澡,笑称为“通体”。学生们当然特别喜欢围着他聊这儿聊那儿的,“外校”来的我,开始时还有些拘谨,过了几天就能与先生随意相处了。于是,我开始慢慢知道,叶先生在台大每周都领着学生读书,余闲的时候还带着学生喝酒、登山。可先生也不是那种过于“潇洒”的人,不是“名士派”,他教书治学的学院生活,始终是与台湾社会的大转型时刻交织在一起的,他是十足的有担当的“行动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读读叶先生的自传《彳亍踬顿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会很感动的。先生自比末代武士,其情其景,可以说是对于这个时代的慨叹。

   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年轻了,可带学生读书的习惯从来没丢,想来是不知不觉中受了先生的影响,甚至讲课的方式、研究的取径、为人处事的态度,都有先生给的养分。叶先生常常认真说起他一辈子最大的志愿,就是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怎奈两岸相隔万里,只徒有一份空念而已。如今,受他影响的这些学生很多在北大的讲台上,继续他的志业;二十年后,他也再次站到了这个讲台上,学术的传承就在他的音容笑貌里,怎不让人高兴啊!

   不过,坦率地讲,这二十年学术界的变化很大,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新的处境,学者的心境也不同以往。台湾学术跟国际的接轨,比大陆是要早了很多年的,结果是,规范性的学术工作越来越得到重视,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式的常规研究愈加得到推崇,可发于自己本真生活的问题却越来越受到漠视,思想性的反思让位给纯技术化的实证研究。年轻的学者拼命拉车,奋力前行,拿到“国科会”的基金,在美国顶级刊物发表paper,是“升等”唯有的两条通路……叶先生多年前就同杨国枢先生一道,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而疾呼,只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学术国际化和资本化的潮流没法阻挡,先生俨然最后一名武士,孤军奋战,孑立支撑,可谓悲壮!

   叶先生常把学术的未来寄托于大陆学界,寄望于年轻学子。但近年来的状况也不令他乐观,我们深处其中,当然也不乐观。今天学术和教育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不过是同一种逻辑发育而来的不同姿态和面向而已。学生们觉得绩点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学者们觉得课题和论文决定命运,教授们觉得品级和名衔决定命运,编辑们觉得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决定命运,校长们觉得大学排名决定命运,都不过是一档子事。也就是说,要用外部的条件或既定的标准来刺激学术和教育的发展。年轻人一旦进入这个庞大复杂的系统,要么茫然不知所措,三头六臂,疲于应对,要么精打细算,依据不同标准的要求制订最优方案,过早把自己锁定在狭小的学术领域里,只读美国期刊近十年的研究文献,无知者无畏,却不过是未老先衰的征兆。学者只为稻粱谋,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忌。

   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传统中的学术研究,究竟做得好不好,一流不一流,是要参照国际上的标准的,人们常说比一比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任何实质的学术突破,范式上的革命,还有那些真正能够抚育心灵、提升精神的学问,都不是比出来的。很多事情比了,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但只靠跟别人比,却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自然天性,不能知道自己的心系所在。很多事情比了,才能说明自己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但只靠跟别人相比,并不能了解站在舞台上的这个自己究竟是谁。学术上一旦去追求所谓的“一流”,反而成了“二流”,只有正视自己的文明传统,守正出新,开辟出未来世界的独特样貌,才堪称“一流”,才是伟大的文明。所以,学术上的进步,比照中的“一流”只是一种准备工作,真正的“伟大”,从不会出自一种既定的标准,而永是一种未完成的使命。

   几十年前,叶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从先生的治学经历里,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从他“志于学”的那一天起,这种学习和追索的脚步就一刻也没有停歇过,直到今天,他依然每周带着学生读书,吃便当,每天笔耕不辍,通过读书写作来修养和思考。他治学中的起承转合,就是学者从平常之中所追求的“大境界”。

   1960 年代初,叶先生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就读,那时候他“深受实证主义信念的教诲”,是一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次年转入心理学系,更是在实验心理学的诱导下,“变本加厉地对实证主义的说辞着了迷”,对于心理物理学和数理统计学也下了大功夫。那些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家们,自然成了他心中膜拜的偶像。七年后,叶先生踏上美国的土地,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科学的海洋中遨游了。先生一方面在社会学系主修社会学,一方面又去统计学系修了几乎所有的课程,深为概率论中的随机过程研究所折服,深信“社会学若要成为所谓的‘科学’,数学化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只有如此,才有生机”。后来,先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向更专门的测量理论进军,到了1972年年底通过社会学博士论文口试后,直接去了斯坦福大学统计学系拜师Patrick Suppes 教授,走进哲学的领地。

   不过,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信”与“疑”总是相绊相生的。Suppes 教授是逻辑实证论的嫡传,叶先生既得了真髓,也入了腹地,愈加发觉数学化实证研究的科学根基是不稳固的,“刚硬”的理性很容易脆断,没有温度,也就难入人心。就这样,先生犹疑了许久,很是“迷茫与彷徨”,无法安下心来念书。不过,这种怀疑,却是学者的至诚,是认识自己的勇气。先生真正的学术蜕变,是从回到台湾大学教书开始的,他毅然丢掉美国的行为科学范式,是学术上的决断,也是人生的选择。此后,他虽然也开设一些研究方法和高级统计的课程,学术旨趣则完全转向了社会理论的研究。这是一种既恬淡、又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读书、思考、写作,周而复始,正如先生所说,它既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方式,也是对于一个完整世界的关切。

   要了解先生的思想,读他写的书就好。但先生一人独行的寂寞,谁能知晓?先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气度,又有谁能体味?时下人人都谈早一天成为“一流”,谁知先生早已撇下所谓“一流”,而在微光暗影中独自去探寻未知的未来呢。

   先生多年来细致研究尼采的学说,想必是心有戚戚的感受。可这一次来北大,先生又再上“贼船”,重讲测量和统计理论的源起和发展,看似偶然,也有必然。前年底,叶先生在上海大学讲学,其间系里也专门办了场社会理论的研讨会。晚上吃饭,我们这些晚辈也像往常那样跟叶先生谈天说地,很愉快。不知怎地,叶先生说到了美国实证性的经验研究的来龙去脉,说到了《美国大兵》这样的代表著作是怎样出来的,二战期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怎样受美国陆军部的委托资助来实施调查并展开统计分析的。叶先生讲得高兴,我们听得也嗨!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话题本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却极感兴趣。以前无论是编刊物,还是读论文,定量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少。可是,有四类文章几乎是很难见到的:一是直接径入数理证明的,即对于测量及统计原理之基本问题加以检讨或推展的;二是对于定量分析所赖的实质经验研究之来由、历史及演变轨迹进行梳理的;三是对于量化研究针对不同社会文化传统而进行方法调整和创新的;四是追溯行为科学及其数学思维方式的思想来源和脉络,并针对人性之基本设定而展开论述的。时下多数的量化研究,都是“拿来”的东西,都是技术主义的移植产品,甚至就方法和技术本身来说,大体上也不过是些应用的做法,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脚,用西方最主流的方法和通行的小中层理论硬说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罢了。

   我个人对量化的经验研究素无偏见,当代社会密度那么大,流动性那么高,社会运行的抽象程度那么强,全球化的形势那么逼人,连一个小山村的农民的生活想必都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把握这个庞大繁杂的世界的规律,怎么也少不了测量和统计的办法。可是,任何技术都不是拿来就好用的,好的研究技术总是要对应着人性的设定、外部的条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一个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的。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审慎考量,唯技术论、唯方法主义就是瞎子摸象,就是东施效颦。尤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甭说是思想创新了,就连把握社会生活的基本实在也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当下世界并不是一个既定好了的状况,似乎天下已然太平,到了历史的终结点上;相反,这个世界危机重重,到处都是疑难杂症,如何可以用现成的方法来把握和发现?没有对于现代社会基本预设的拷问,没有对于不同文明历史变迁的追察,学术还会有何贡献?光靠人懒钱多,只能坐吃等死。

   正因为此,叶先生不经意间说的事情,我顿然觉得意义甚大。于是,便起了“歹心”,决定想方设法也要把先生请到北大来,把上面所说的量化研究的原原委委道给年轻的学生听。叶先生打趣地说我“绑架”了他,没错,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非先生莫属,当然要“绑架”他。从先生上述的治学经历看,对此问题必是最有体会、最深思熟虑的。他曾“迷”过这样的方法学说,也必然知道其中的“障”在哪里。但我也知道,先生是七旬之人,一旦爽快地答应下来,也一定会“苦”了他。果不其然,他应得爽快,回去就重操旧业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先生搁下了他最兴味盎然的尼采研究,搜遍了压了四十多年箱底的讲义,一头扎进图书馆,开始准备这约好了的六场系列演讲。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也有了眼前的这本书。

   说实话,当随着先生走进阶梯教室的那一刻,在将近二百个年轻学子的面前,我的眼睛是湿的。我不曾猜测先生此时此刻的感受如何,但知道,这一刻,一如二十年前,课堂里的孩子们就有我……

   二十年后,我越来越体会到,学问就是这么回事:先生教给了我们许多不懂的知识,更将他感悟世界的脉搏和气息传给了我们。

  

   渠敬东

   2017年7月于北京

  

   本文选自《实证的迷思》一书的序言,网络首发于“三联学术通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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