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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彬:论红学的历史形成及其研究

更新时间:2022-11-01 15:20:15
作者: 胡文彬  

   引言

  

   在当今的世界上,以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成为具有世界性的学问——人们称为“红学”。这是一个少有的现象,恐怕只有莎士比亚的研究才能与之相媲美。红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极其璀璨的一页。

  

   红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去年6月,在美国的麦迪逊市召开了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红学研究者第一次同世界各国的红学研究者共聚一堂,研讨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为红学研究打开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的大门,受到了各国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热烈欢迎。同年7月,来自祖国各地的一百多位老中青红学研究者,欢聚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市友谊宫,举行了“一九八○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就红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届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的红学研究学术交流大会,开创了红学研究中互相学习、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良好的新局面,为我国今后的红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这次全国红学会上,各地红学研究的代表们经过共同努力和民主协商,正式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从此,中国红学研究者有了一个联系的中心。“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是二百年来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它必将在海内外今后的红学研究工作中发挥异常深远的影响。

  

   红学研究尽管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对红学的缘起、具体内容、分期,以及它的现状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似还注意得不够。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全面地回顾一下二百年来红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掌握红学研究所独有的发展规律,而且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红学研究事业迅速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为了理出红学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本文拟就红学研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些个人的想法,并对红学史研究的未来方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供红学界的朋友们参考。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谈这样的重大学术问题很可能有许多疏漏之处。但愿我这篇抛砖小文,能引出众多耀眼闪光的美玉来。

  

   一、红学的起源

  

   红学,顾名思义,是随着曹雪芹的《红楼梦》的问世而产生的。二百多年来,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巧夺天工的艺术描写而秀冠群伦。早在《红楼梦》的创作时期,脂砚斋在评阅第一回时就指出:“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1]又说:“放笔以情取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2]在谈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手法时,脂砚斋又指出: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传(傅)粉,千皴万染诸奇。[3]

  

   继脂砚斋之后,宗室文人永忠在读过《红楼梦》之后,写下了“传神文笔足千秋”的赞语,并以与曹雪芹“同时不相识”为恨。稍后,收藏过抄本《石头记》的戚蓼生在他写的《石头记》序中曾经这样写道: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4]

  

   乾嘉时期的另一位评论者诸联,他在《红楼评梦》中高度评价曹雪芹的艺术天才。他说:

  

   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相,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棨。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

  

   因此,他以三字概括全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曰真,曰新,曰文”[5]。

  

   上述评论者中,有的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有的是比曹雪芹稍后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红楼梦》一书的成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北京待试闲居的程伟元、高鹗两人,经过长期的辛苦搜求,终于整理出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先后付梓问世。自此以后,《红楼梦》的评论著述日益丰富。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如收藏过甲戌本的大兴刘铨福在1868年秋曾写道: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书;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6]

  

   到了民国年间,大翻译家林纾认为:“中国小说,登峰造极无若《石头记》。”[7]但是,在这个时期里能够从文学批评和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一书的,以洪秋蕃和王国维为最突出。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一书中说: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辞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所不窥者也。然特余事耳,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8]

  

   王国维的评论则指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他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又说:“《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9]综观上面所引诸家的评论,其中不免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不能否认,《红楼梦》的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正如鲁迅先生曾经做过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10]的确,《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块名副其实的瑰宝,是我们民族大众的骄傲!

  

   《红楼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先是曹雪芹的少数至亲好友传抄评点,范围是很小的。曹雪芹逝世以后,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范围逐渐扩大,以至“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11]。但是,《红楼梦》真正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还是在程高摆印本《红楼梦》梓行后的事情。逍遥子在《后红楼梦序》中说:

  

   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12]

  

   郝懿行也在《晒书堂笔录》中记载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13]缪艮还说:“《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14]这些记载说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问世后,它的读者群,已经不局限于一般士大夫和文人中间了,在下层群众中也拥有了相当的读者。“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5]的社会风气的出现,与《红楼梦》的读者之众是分不开的。至于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红楼梦》的读者,已经不止千千万万了。

  

   《红楼梦》问世后,不仅受到高度评价,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其影响之广,也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清嘉庆、道光以后,随着《红楼梦》一书的广泛流传,社会上相继出现了《后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真梦》等三十几种续书和《镜花缘》《花月痕》《儿女英雄传》《水石缘》《一层楼》等大量的仿作。[16]至于有关《红楼梦》的评注、杂记、考证索隐、诗词曲赋、评论专著,以及取材于《红楼梦》的传奇盲词、绘画印玩等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堪称汗牛充栋[17]。

  

   《红楼梦》一书的影响远及海外。1793年,即《红楼梦》程乙本梓行后的一年,《红楼梦》一书就从我国的浙江省乍浦港运到了日本的长崎市。[18]到了19世纪末,《红楼梦》也开始传入了西方国家。[19]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翻译、研究《红楼梦》的队伍日渐扩大。据现有材料统计,今天世界上已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俄文、朝鲜文、越南文等十六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有的国家将《红楼梦》作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教科书。在日本的高等学校里,设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机构或讲习班,取得了相当可喜的研究成果。近几十年,“曹雪芹”和“《红楼梦》”还作为专有词条,被载入一些国家的大百科全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

  

   《红楼梦》的影响还表现在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对它的仇视、反对和诬蔑。如毛庆臻在《一亭考古杂记》一书中说:

  

   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复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21]

  

   因此,毛庆臻鼓吹将《红楼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有人诬蔑《红楼梦》是“诲淫”之书,是“邪说诐行之尤”[22],极力主张销版禁书,以绝流传。凡此种种,说明《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所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慌和不安,这从侧面反映了《红楼梦》的影响之大。

  

   《红楼梦》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无疑是红学形成、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仅仅看到这个基本的条件还不够,红学历史的形成是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第一,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采取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艺术手法,使得小说故事的构成和发展扑朔迷离,令人难解“其中味”。有人说,对《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这话并不完全错。至今研究者发现,在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分歧的。这固然原因很多,其中也有一个对《红楼梦》的写法的认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正是作者的一个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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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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