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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静秋:“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权利:从“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内涵展开

更新时间:2022-11-01 09:25:20
作者: 邓静秋  

   摘要:  女性权利是经由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并得到各国宪法和法律广泛吸收的重要人权。在“三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女性面临着生养抚育和职场工作的双重压力。我国宪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母亲受国家保护”,应该将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纳入对该条款的理解中,充分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和平等权利,肯定生育抚养行为的社会价值。结合“三孩”政策,对女性的权利保障应重点关注生育权、健康权、工作权和家庭领域的平等权等,其权利体系具有复合性、身份性,以及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等特点。国家对于女性权利的实现负有充分尊重义务、积极促进义务和狭义的保护义务。为统筹“三孩”政策实施和女性权利保障,应引入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公共托育服务、家庭护理假与平等就业等制度,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落地实施,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女性和单身母亲群体等方面推进。

   关键词:  女性权利 人权 母亲 “三孩”生育政策 国家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三孩”生育政策逐步推进。但该政策的实施使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女性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一冲突的现实和预期的压力会进一步强化女性对“母亲”这一角色的焦虑甚至是畏惧,进而转化为婚育阻力。[1]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缘由包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压力和照料压力,以及亟待改善的社会生育文化等。这些都导致女性缺乏生育子女的动力。因此,建构一套更具包容性、更符合时代特征、更能回应女性现实需求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尤为必要,可为“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提供更全面的权利保障。

  

   母亲是国际人权文件所确认的一类人权主体,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范确认的权利主体。我国首次确认母亲权利的宪法性文件是1941年11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后续的宪法都对母亲的宪法地位进行了规定,并采取了一致的表述:“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关于宪法中“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我国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宪法原则说。该观点主要见诸于20世纪80年代的宪法学文献,认为该规定是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社会主义人道原则的充分体现。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家庭培养下一代的作用,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发展团结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2]第二,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是宪法直接规定的一项社会权。这一规定对国家,尤其是对立法者设定了保障母亲享受有关权利的义务。[3]国家应该针对妇女、母亲等特定身份的弱者,实行倾斜保护,提供一定机会和物质帮助,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怀与救助,补足其因为生理特征引起的劣势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4]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内涵,其学理价值不容否认,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一,宪法原则说着眼于家庭的整体建设,忽视了母亲作为“家庭中的人”的独立个体角色,分析框架较为简单而概括,也对该条款的规范内容缺乏实质性分析。若依循此路径,会导致后续分析难以为作为特定“社会角色”或者“家庭角色”的女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5]例如:如何针对作为“母亲”的职业女性进行更精准的政策设计?0-6岁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和7-15岁儿童的母亲相比,其所需要的配套支持和保护政策应存在什么区别?其二,以社会权来理解“母亲受国家保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不利于体现其丰富的规范内涵。母亲所享有的权利不仅包括从国家获得帮助等积极权利的内容,还包括生育自主和教养抚育行为不受干涉等消极权利的内容。此外,根据传统社会权理论,社会弱者或弱势群体是社会权的最主要享有者,因为弱者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难以生存和发展,只能诉诸社会强者的帮助。[6]而在现实中,强势与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如何进行区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人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尤其关注和凸显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所负有的义务,这种尊严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产生的,而非针对某种社会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人人皆有“固有”尊严在国际人权宪章中表达出来,即每个人不因他/她是男人或者女人,不因其是某一群体的一员,也不因其是否取得过任何成就,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具有的尊严。[7]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女性权利已经是人权保护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母亲受国家保护”关注的不仅仅是具有“母亲”这一特定身份女性的生育、抚养行为,还有所有女性基于其固有的人的尊严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与之相应的,这一规定不能仅停留在宣言和原则层面,需要从法律角度明确其各项具体权利内容。本文基于基本人权的视角,从我国宪法文本中“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出发,分析“三孩”政策背景下应重点关注的女性权利体系、实质内容、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对应的国家义务,以期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和提升相关措施的实效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内涵

  

   一般意义上,提及母亲,人们往往会将其与女性、家庭、子女等直接联系起来。这些确实构成我们从法规范意义上来界定母亲概念的必要因素,而对于女性权利的认知和建构也与上述内容所共同勾勒出的母亲形象密切相关。而现实中,母亲往往成为对所有女性的社会性别期待,女性也往往被动接受母职角色安排。应先对宪法文本中的“母亲”概念进行分析,并从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出发,并结合“三孩”政策带来的新问题,来把握“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

  

   (一)“母亲”概念的内涵解读

  

   从语义上看,“母亲”一词具有强烈的亲缘色彩和身份属性。女性和母亲在概念上多有重合,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女性是性别意义上的概念,与男性相对而言。母亲则更多是从生育意义上的界定,主要针对子女而言。[8]从这个角度看,母亲这种身份围绕一种关系展开,即养育和照顾子女并且使其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关系。与“母亲”相关联的属性还包括“血缘关系”“拟制血亲”“家庭身份”和“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在语言逻辑上,母亲是女性的一个子集。在传统的认知中,拥有母亲这一身份的女性需要担负更多在生育和抚养子女等方面的责任,这就导致女性会因为这一角色在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上面临更多现实阻碍,在诸如职业自由、健康权等权利的实现上也面临更多限制。

  

   在宪法规范的表述中,“母亲”的外延范围较广,应该涵盖孕妇、丧失子女的母亲、生母、养母、继母等主体。以我国宪法为例,其一,《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保护。”在该表述中,“母亲”与“婚姻”“家庭”“儿童”处于并列状态。“母亲”的外延界限不受同位置其他成分的束缚,其身份也并不以前述的婚姻关系作为基础,非婚生育的母亲权利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其二,宪法概念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法律的规定对于界定宪法中的概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在立法规定中,“母亲”的内涵包含“法律拟制的抚养关系而生成的特殊家庭身份”。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宪法中“母亲”应该包含养母、继母等主体。其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概念是社会变迁与法律语言综合发展的结果。法律语词除了记载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身体主体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外,它本身还需要同社会发展产生一种互动联系。“母亲”作为法律基本用语,其概念同样受到社会变迁和领域语言发展的影响。“母亲”概念的演变经历了“直系血缘关系”向“直系血缘关系和拟制血亲关系”的发展。由此,宪法规范中的“母亲”,不仅保留了日常生活用语的涵义,还因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存在和运用而具有了独特的内涵。综上,母亲是基于自然的血缘关系或法律拟制的抚养关系而形成的特殊身份主体。这一内涵将自然血缘关系中的母亲和拟制血亲关系中的母亲共同包括起来,并建构起一个以“母亲子女关系”为中心的保障制度。[9]

  

   (二)男女平等原则下的体系性解读

  

   对“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内涵解读,还需要将其置于我国《宪法》第48条男女平等原则的整体框架中,将该原则的内在要求融入其中,进而维护宪法规范体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融贯性。宪法对男女平等的要求绝非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上,而应从实质平等的角度予以解读,尊重和维护两性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正视男女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并反思多年来对其社会角色和分工的刻板印象,让男女特别是女性都能拥有自主自愿的个性选择和平等的机会,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和潜力,让二者在人格、机会和基本权利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各尽其能。一方面,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保障每一个人能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人格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每一位社会成员,无论男女,只要具有同样潜能就应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和起点,并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承认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对女性实行特殊照顾和公平补偿。这种性别差异绝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而是对女性权利予以特殊保护的根据所在。例如,女性基于其生理特征而承担了更多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义务,应该充分肯定生育的社会价值,根据其需要以具体形式的补偿和责任分担作为补充,寻求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道路与合理平衡。[10]

  

   第一,女性并不因为母亲角色的承担而丧失其主体性和人格尊严。现代社会强调人的主体性,其目的在于实现每一个体的自身价值和全面发展。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和从事各种职业、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新生命诞生于母腹,抚养就被自然而然界定为女性的本能,成为母亲形象的重要特征,导致母亲成为对所有女性的社会性别期待。公众也基于传统性别分工把生育和抚养孩子完全与女性等同起来,形成了“生育就是女性的事”这一刻板印象。生育和抚养劳动被认为是一种从属性的能力低下的工作,进而导致女性沦为家庭的从属者。[11]这无疑使母亲成为女性的角色负担和身份枷锁。任何固定不变或者强制性的角色模式都将限制女性权利的实现,使其丧失独立的人格主体性,抑制女性的自由与发展。

  

第二,女性的生育和抚养劳动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其公共性不容忽视。人口再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延续和社会福祉具有重大意义。生育和抚养劳动不仅是对孩子和家庭的投资,更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因为社会将从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潜在的雇员和纳税人中受益。[12]也正因如此,我国会将对母亲的保护提升至根本法的高度予以规定。在现实中,女性是生育的主体,还是育儿和照顾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承担了巨大的身体健康成本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成本,为家庭和全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但她们的付出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并且仅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无法兑换成货币价值,陷入“收入陷阱”、职业发展“天花板”等“母职惩罚”中。生育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家庭的私事,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但是,“人类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一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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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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