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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漳:民主的意思——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

更新时间:2007-04-02 02:25:54
作者: 周建漳  

  

  What does the Democracy m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关键词:民主、真理、多数决定机制

  摘要:本文指出,民主在认知层面的意思是真理的不在场。文章第一部份区分了民主的纵向道义维度和横向工具维度,“多数决定原则” 作为民主的“兑现价值”是贯穿上述这两个维度民主的基本规定性。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对民主场域真理不在场的基本观点从逻辑与经验两个层面加以论证,并对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加以理论辨析。民主与真理的关系反映出民主理念蕴涵的内在的平等逻辑,民主的深刻思想、实践意义及其限度均可由此得到说明。

  

  “民主”今日已成为人类话语系统中使用频度极高的流行语词,然而,诚如黑格尔所言,熟知未必等于真知,我们对它的“耳熟能详”与关于其确切内涵的“众说纷纭”恰成比照。民主概念的泛化据信有使它“几乎可应用于任何范畴”,从而“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的危险。[①]因此,在理论的立场上,对民主的思考尤其是分析乃当务之急。

  

  一、民主的两个维度及其核心规定性

  

  民主是一个在字面上“碰巧……明明白白的词”。作为“Democracy”,其义为“人民的统治或权力”,中文译为“民主”,含有与“君主”对应的意思,可以视为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缩略表达[②]。民主的这一精神内涵在林肯葛提斯堡演说中以“人民”为依归的那三个著名的短语(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中的第二个短语即“民治”中得到清晰的表达。

  在贴近词义的解释中,“民”是与 “君”以及“官”相对应的,Democracy的反义词是Autocracy即君主专制或独裁。在此,民主首先是针对君主的自主诉求,这体现了其内在的道义性。进一步分析下去,民与君乃至官之间同时还具有众与寡,多数与少数的区别,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所谓人民的意志落到实处,最终亦是以统计学上人数的多寡来体现的。[③]在此,民主的道义含意与操作层面上的多数决定恰好重合,这样,民主可操作性的规定最终乃是多数票决,多数票决乃民主的“兑现价值”。仿照Democracy的构词法,则民主作为多数做决定的决策机制,可以用“cracy”加上表示“多数”或“多元”的前缀“Poly”或“Mult”的办法表达为“Polycracy”或“Multicracy”。换言之,在程序或操作意义上,“Democracy”实含“Polycracy”或“Multicracy”之意。顺便指出,“民主”一词据信最早出现在2400年前希罗多德著作的译本中,而在希氏的原著中,与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相对应的正是民治或多数统治政体。

  多数与少数作为数量规定,其实质含义分别涉及“民”与“君”,可是,逻辑上说,多少与君民之间并不存在先验必然的对应关系:人民大众内部也可能分出,且事实上在面临分歧时也的确可能存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这样,在表面简单直白的“多数决定机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民主涉及政治中 “我们”(人民)与“他们”(统治者)上下层(阶级)之间纵向的关系;[④]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涉及“我们”(“人民内部”)之间的横向关系。由多数原则可以引申出民主内含的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

  历史上看,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基本上是自由民之间横向水平上参与城邦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似不具有反对专制独裁的强烈意味。[⑤]作为纵向层次上底层被统治者与上层统治者间权利与权力抗衡机制的民主,主要乃是西方近代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产物。民主的纵向与横向维度分别对应、表征民主的道义性和工具性两个层面,前者反映民主是关于“人民主权”(自主、自治)的价值诉求,在此,“民主政治是反抗、抗议和解放的象征”,[⑥]其功能是保护人民免遭暴政压迫(所谓“保护型民主”)。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主奴关系”范畴深刻揭示的人追求“承认”的斗争对民主的道义理由做出了精辟的哲学概括和表达。但是,和“自由”、“平等”这样一些纯价值理念不同,民主本身同时还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是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现代公共决策机制或游戏规则,正如与之相应的经济方面的制度安排是市场体制。在这一层面上,民主承载的是“治理性”的功能。[⑦]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在政治事务中最终[⑧]以多数而非少数人甚至某个人的意志为依归。

  民主因其在纵向维度上所具有的道义价值而成为“前民主”状态下人们为平等与尊严而斗争的革命理想,而在民主体制已然确立的“民主后”政治框架中,民主的纵向维度与道义层面诚然并未失效,(民选乃政府及其首脑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机制作为防止政府权力的潜在滥用的保险装置依然发生作用)然而,与前现代政治社会相比,民主在其现实性上主要是作为横向水平上市民社会公共事务选择及决策机制发挥其功能。(套用一句从前常用的政治词汇,前者处理的是敌我矛盾,而后者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在此,纵向民主作为权力制衡机制表征民主的消极功能,而横向民主则代表其社会公共问题解决程序及决策机制的积极功能。

  上述民主的两个维度表明,民主在其内涵上兼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含义,以此为参照,不难发现,通常人们关于民主的论辩大致可以区分为“主义”言说与“方法”话语:对民主的政治热情主要是出于对其所代表之道义、价值内涵的认同,而关于民主可能存在弊端如“多数的暴政”之类的疑虑,则多是从民主作为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操作层面切入。在“前民主”或“趋民主”的背景下,民主作为否定人与人不平等的政治理念在道义上具有无条件的善,但在“民主后”的情况下,民主由一种政治理念向政治现实的转换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反差,其作为一种日常公共决策中的程序性手段的非完美性乃至可能缺陷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此时人们对民主进行反思乃至某种程度的批评是完全正常的。更有甚者,由理想“去魅”导致的破灭、绝望情绪往往表现为对民主的苛责,这正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启蒙梦醒”的表现形式之一。我认为,由于民主在其工具性维度上看并不具有其在道义维度上那样政治上无条件的善,因此,对民主在理论上加以反思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但是,首先,关于民主的讨论不可忽略特定的语境,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时空中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民主的道义维度无疑具有优位性。在借重西方某些思想资源时对其“后民主”背景缺乏反思难免“桔枳不分”之讥。其次,尽管我们在理论分析中可以对民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事实上,本文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但在政治立场上却没有理由不是民主派。因为,即便是在“多数票决”这样纯粹工具性的层面上,民主与迄今任何决策方式比仍然是最为可取的,换言之,多数决定乃有条件的善,而非恶。(详后)

  和一切“大字眼”一样,民主概念几乎可以被运用于无穷的语境,概念的泛化是导致关于这一字义上平凡普通的概念2500年来并无“公认的定义”[⑨]的重要原因。正本清源,民主首先属于政治的范畴,是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特定制度安排,[⑩]在严格的意义上,所谓“学术民主”、“军事民主”、“民主作风”以及“经济民主”的说法均非民主的本义,而是在某一点上对民主加以引申的结果。如果把民主表示为一个圆,这些说法和民主的关系,是它们可能是在某一点上与圆相交点后引出的切线,如果我们想在这些切线中找出圆心,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进而,在政治范畴内,民主亦非涵盖整个政治的善的代名词。例如,“民主”与“自由”、“宪政”乃至“人权”等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间虽然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依照本文关于民主的理解,在最抽象从而亦是最基本的层面上,“民主”的核心规定性一言以蔽之,曰“多数票决”,在本义民主的不同层面上,不论是纵向民主还是横向民主,其实质均可由“多数决定机制”获得统一的概括和表达,这是可以覆盖民主作为“主义”话语与“问题”解决方案两个基本层面的“最大公约数”。只不过,在前民主状态下,多数与少数的实质意义是“民”与“君”或“官”,而在民主制度已然确立之后(以下简称“民主后”),它还原为单纯的人数意义。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前民主背景下,人民虽说是多数,但却往往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在政治现实中,这一“多数”因缺乏正常的整合与表达机制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潜在而非现实的政治存在。[11]

  必须指出的是,多数机制在政治实践上的集中体现即“投票过程”,如选举、全民公决或是议会中关于议案的表决等政治运作。在现实中,民主的内容诚然并不单单是票决,它至少还包括投票前的协商、公共辩论乃至民意测验等操作。因此,多数机制当然不是关于民主的完整经验描述。但是,协商等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中的实质意义是辅助性的措施,作为民主机制中“图穷匕首见”的最后手段,只有投票才是民主程序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在无之必不然的逻辑必要性意义上,多数票决构成民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规定性。此外,人们在“民主的精神”等名目下所论述的往往是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之类与民主有关却不构成民主自身逻辑规定性的内容,如“言论自由”、“宽容”等皆属此类。

  综上所述,本文“把民主理解为建立在‘一人一票’原则基础之上的简单的多数决定原则(majority rule)”,[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界的共识。[13]关于民主的这一狭义界定显然不能穷尽民主概念的各方面复杂内涵,但这本非拙文的本意。以下我们将以此为工作定义展开关于民主在认知层面上意义的探讨。

  

  二、民主场域真理的不在场

  

  “民主”与“科学”是著名的“五四精神”中并提的两大范畴。可是,当我们将它们作为某种价值符号相提并论、照单全收的同时,对二者间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关系却往往习焉不察,掉以轻心。然而,一旦明确地从认知的角度切入问题,几乎立刻就会发现,作为问题的求解方式,民主这一最终依表决方式(人数多寡)决定问题与科学中以专家独白语式确定真理的游戏规则不但分属不同的“语言游戏”,而且,如同我们马上将要指出的,社会生活场域中民主的出场即意味着真理的不在场。

  由于概念的泛化,我们不时听到类似“学术民主”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学术问题上,是非曲直最终[14]并非循民主程序解决,相反,有理不在声高(即人多),求是与从众本身在逻辑上是不相干的。在认知角度上,真理的探索和发现本质上乃是相当个体化的事情,依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著名说法,通往真理的道路从来是单人小道。而从真理的接受的角度论,却又恰恰具有全体一致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多数承认。在此必定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反对票”。在政治上,民主与独裁是正相反对的,可是在认识问题上,是非曲直恰恰是由专家独立裁断(“独裁”)而非依多数意志民主决定的。真理在手的专家意见有一锤定音之效,而多数表决在此则既无必要亦完全无效。

  真理与多数意志无关并不意味着其与少数意志相关。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我们既可以认为真理容易在多数人手里,(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曾说过,如同多人出资操办的宴席胜过一人出资的,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由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应该更理性些,因此,应该采行多数统治。)同时,也不乏所谓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实例。归根到底,真理与人的意志无关,因为,真理本质上是一种“主客间性”,而民主涉及的则是“主体间性”。总之,民主本质上并非达到客观真理“集思广益”的社会公共认知机制,而是人们间利益博奕背景下以多数意见为公共选择依据的决策机制。真理不可能以民主的方式得出,民主亦不以真理为目的。

  “真理”当然也是需要仔细界定的大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真理往往包含由正确、合理到正义一系列由狭义到广义、事实到规范的不同语义。在本文的论域中,认知背景下真理在解决思想分歧、达成认识一致性方面特有的认知效用得到强调,这是一种强条件严格意义的真理概念。在此一意义上,真理是具有认知——从而实践——约束力的思想命题,其原型是自然与社会科学中常见的诸如数学、物理或经济问题的正确答案,其在场的明确标志是认识一致性的达成:傻子才怀疑2×2=4和“水往低处流”;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会有人做“以卵击石”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蠢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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