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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漳:民主的意思——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

更新时间:2007-04-02 02:25:54
作者: 周建漳  

  准此,本文中所谓的真理[15]可以被视为是关于所欲求解问题确定有效的单义解,是具有理论与实践强制力的思想命题。它在精神领域中具有决疑止讼、是非立判的思想功效,而在实践中则是我们行动的合理性的理由和无可选择的唯一可行方案。真理的内容“不是说服性的而是强制性的。”[16]凡真理“在场”之域,“它们全都超越了协议,争论,意见,或同意。……它们并不会因为坚持同一命题的人数的多或少而改变;”因此,在真理面前,任何个体及其组合的意志作为“主体间性”都是没有理论意义的,更不用说还是非全体的多数人的意志。

  进一步分析,真理的理性权威中逻辑地蕴涵着内在的不平等性,在真理与意见、进而拥有真理与不掌握它的人之间不可能是平等的。相反,民主中蕴涵的则是平等的逻辑。平等不仅指向价值和政治的层面(人生而平等、所有公民在相关公共事物中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如“一人一票”),它还意味着,在民主的语境中,人与人在认知上无根本的智愚贤肖之别。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计量蕴涵齐质,多数作为量的规定性,其有效性是以事物在质的方面的等价、齐一性为前提的。在当下的语境中,既然民主最终依人数为判断规则,则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其潜台词只能是,民主语境下不承认在认识(这种质的规定性)上任何人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

  认为人无智愚之别似乎违反常识,然而,在特定语境下,这其实不足为怪。智愚区分的成立是以标准答案(真理)的存在为前提的。在真理“在场”的前提下,人们之间在各自认识的真理性或曰是否拥有真理方面乃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此,“师道尊严”和“当仁不让”共同表明了这一点。)正如布坎南所说,“在科学事业中,只有傻子才会想到用妥协的方法……在意见分歧的专家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冲突的解决必须是一种‘胜利’的性质。”[17]在此,有效的不是基于平等逻辑的多数决定机制,而是一言定谳或“一票否决”的理性权威。总之,由社会公共事务中采行与科学认知中截然不同的多数裁定方式的事实出发,唯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此际真理的阙如。

  依照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市场经济的重要哲学认识论前提是我们在面对巨量、动态经济信息时无可避免的无知即信息缺损。假定全知,则计划经济至少在技术层面上看是可行的;同理,假定真理在场,则民主作为决策方式意味着毫无原则甚至是不讲理。打个比方,这就像明明有进球数作为判定球队胜负的依据却偏偏让各队球迷投票表决。

  以上我们在认知层面上关于民主意义的辨析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命题:其一,多数裁断(民主)显非确立有效思想命题(真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其二,由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中多数票决方法的采行可以反推此际真理的缺位。

  本文以上关于民主机制的引进逻辑地蕴涵此际真理的不在场的结论事实上前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层次上有所触及。在《论民主》一书中,达尔从为什么不能用专家的“监护统治”代替“民主统治”的角度切入主题,指出把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交给专家“这种主张一直是民主理念最主要的敌人”。[18]他在自己的论述中涉及到将公众事务的决策权径直交到哪怕是专家手中是否明智的敏感问题,因为他认识到,政策决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科学’判断”;在公共决策方面“不可能有哪个团体会拥有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或者是‘专家’知识”。[19] “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在其第一部杰作中“质疑”将政治抉择过程视为“达成某些 ‘真理判断’的手段”的观点。[20]罗尔斯早先在其《正义论》中还主张某种整全真理的学说,但在其后来的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他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以较弱条件的“公共理性”概念置换有关真理或公义的整全论说。[21]美国学者E•E•谢茨施耐德更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明确指出,“没有人能够认识真理的全部…民主是一种专为那些不能确信自己正确的人们设计的政治体制”。[22]国内学者中,靳希平说“在真正民主制的运行中,不应该把真理作为最高原则”,[23]实有所见。

  

  三、关于民主与真理关系实际含义的分析

  

  至此,本文关于民主在认知上预设真理不在场立论的主要支点是“面向事情自身”的本质直观与逻辑推论,以下,我将借实证层面上一个典型个案的剖析阐述民主场域真理缺位的实际含义,并对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这是一个有名的案例。为了在高等教育中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法令高等院校在招收新生时为少数民族(主要是黑人)学生留出一定比例的入学份额。[24]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董事会曾决定实施一项特殊的新生入学计划,给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及残疾学生留出一定比例的份额(16/100)。执行的结果,在入学考试中分数明显高于黑人学生的白人学生如阿兰•贝克(Alan Bakke)却因名额限制无法进入同一学校 ——这也是预料之中事,于是,贝克以反向种族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为由将董事会告上法庭。最高法院在1978年判决加大医学院的特殊招生计划侵害了贝克作为美国公民受例如1964年民权法案第6条保护的基本权利,贝氏胜诉。[25]从法律上讲,事情已经了结,但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26]

  在这一案件及随后引发的持续讨论中,反对加州大学入学计划的人所持的正好是与校方决定同样的理由——即因肤色而来的不平等对待即种族歧视,他们要求基于分数标准的同等入学权利。黑人们对此的反应则是,上述计划所规定留出给黑人学生的份额仍然低于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因此,他们不但反对白人要求取消该法令的诉求,而且认为有关方面为此所做的还不够。在此,尽管对立双方的确是以种族划界的,但黑白双方的争执却并非真理与偏见间黑白分明之争。白人要求依分数确定入学资格的主张尽管客观上显然是对黑人不利的,但却不能说是种族歧视,而的的确确是一种合理的平等诉求。反过来看,黑人要求其入学率应与其在全美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称的平等诉求同样也是言之成理的。在此,我们用不着质疑黑白双方诉诸平等的真诚。值得注意的倒是,理念层面那怕真实的一致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并不足以达致具体共识。

  很容易看出,社会问题观点分歧的背后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利之所在有时导致当事者不讲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并非合理的认知歧异,对于某些明显的种族歧视如在各种公众场合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措施以及在白人与黑人或男人与妇女是否应该享有平等投票权问题上,至少对于无利害纠葛的旁观者来说,它并不导致是非判断上的困惑。然而,在上述典型场景中,任何人都难以对个中是非骤下判断,即便是对超脱黑白两造利益之外的我们(黄人)来说仍然难有确解。在此,正如罗尔斯所说,尽管“我们之间以理相待、正直努力,却没有导向理性的一致,”[27]类似的事例在社会公共决策方面所在多有,例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前者固然是“硬道理”,但后者难道就是“软柿子”吗?) “国家的苹果”与“地方的西瓜”[28]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围绕水资源分配及水害防范上下游之间不同利益、责任如何协调、乃至垃圾掩埋场的选址,等等,这类具有“家务事”(难断)特征的典型问题通常往往只能在大小(利益)、多少(人数)间折冲樽俎,不存在我们赖以做出明快决断、具有无可违逆约束力的单义真理。在关于特定问题两种单独看来各有其理的主张之间无以得出统一的解,这简直就像是康德所讨论的“二律背反”的社会版,而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场域的典型特征。

  以上分析应该说在实证的层面上得出了对于本文关于民主的认知预设即真理不在场核心命题有利的结论。但是,对此还需要作更周密的分析。

  通过实践以确立真理是我们熟悉的思路,那么,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循此是否可以求出关于它的唯一且具有思想与实践强制力的真理性解决方案?答案是否定的。在实践中真理的确立需满足通常往往被忽视的唯一相关性条件:即真理必须是针对某一特定参照而成立的。在上述的例子中,假定以某一特定方面——如关于每一美元教育经费投在入学成绩高的学生还是低的学生身上效益更高、或是采取何种入学政策更有助于弱势群体(黑人)平等感的形成或地位的改善——为参照,则关于特定问题其实是存在着无可争辩的答案的。我们甚至无须付诸实践即可推知,以教育投资效益为前提,白人(成绩好)的立场大致上应该属于正解;而基于后一种考虑,则黑人的诉求代表真理。在此,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同样的认知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关于上述问题是至少是存在所谓局部真理的,然而,必须指出,真理本质上是全面的,在这一意义上,关于某一问题拥有局部真理等于说并不真正拥有真理,正如关于某一问题部分的解并非真解。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局部真理并不是具有思想与实践有效性的解决方案,而后者乃是严格意义上真理的本质特征。

  假定我们关于民主场域真理缺位的论证成立,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进而,是什么样的实质性差别将民主场域和真理在场的其它领域如科学领域区分开来?

  关于本文所讨论的真理不在场,罗尔斯在其“合理的分歧”的概念中得出的是同样的判断。所谓合理分歧,是指排除了利益趋动、逻辑错误、信息缺乏以及合作意愿缺乏等一系列不合理因素之后,社会认知与行动方面彼此冲突的双方“尽管思考和行动足够合理也会产生并持续下去的分歧。”[29]这样一种实质性分歧的合理性在于,它不可能通过某种手段如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加以消除。依照罗尔斯的观点,合理的认知分歧导致“判断的负担”,他列举了从价值多元(排序)到人们前此长期形成的“总体经验”的影响等导致判断负担的多种因素。[30]前者涉及“阿罗悖论”(Arrow’s Paradox),按照托马斯•内格尔(Tomas Nagel)的说法,这是“由价值的不完整性与决定的单一性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问题”。[31]

  概括起来,对合理分歧所表征的无真理状态存在着“认识论”与“本体论”两种解释思路,对此,我们可以用“全象”及“万花茼”隐喻分别加以表达。

  在认识论的角度上,合理分歧与判断负担的产生可以用我们在整全真理上的盲目性加以解释。借助“盲人摸象”的隐喻,上述案例中黑白双方好比是摸象的盲人,他们关于大象各执一词的象说虽说对象的不同局部确有所执而非捕风捉影,但由于缺乏一双对“全象”“一目了然”的“明眼”,在全象阙失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陷入“讨价还价”,争议无穷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寓言中,众盲人背后那只洞悉全象的“法眼”实乃上帝式的整全、全知视野(God’s Eye)的深刻隐喻,而整全终极层面上的“盲目”则是对整个人类认识处境的某种深刻写照。依照这种理解,人类认识的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盲目)是导致民主场域合理认知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

  广而言之,在此我们触及人类在不同领域中认知处境的差异问题。大致说来,在自然科学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可以搁置“全象”,摸到什么就是什么(现象学)或依摸到的部分有什么“用”就“是”什么(实用主义)达成单义真值命题。仍以摸象为譬,以实际之用为参照,摸到大象躯干者在沙尘暴来临的时候可以径直以之为“挡风墙”,如果你有一匹马正要拴,则象腿就是拴马桩……等等,而在特定的认识场域中,问题恰恰是关于“全象”的,真理的达成仿佛只能以“全象”在目为目的,这在罗尔斯本人在关于“判断负担”的分析中即所谓的“完备性学说”的问题。[32]基于完备性整全论说的不可能性,他提出,应该代之以对合理认知分歧与不可避免的判断负担有着更为清醒认识的“公共理性”概念。[33]这在理论上意味着一种“认知的退让”。[34]

  按照关于民主场域真理缺失的本体论式解读,则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关于整全真理的认知盲目性,而是它本来就不存在。结合我们所分析的案例,黑白双方各自看到了“万花茼”在某一角度上呈现出来的图像,问题是,关于万花茼所可能组合出来的各种图像是不能整合出一种所谓总图像的。这一隐喻的意义是,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关于上述黑白难题终极的统一解决方案。总之,不论我们采纳整全真理超出我们的认识的看法,或是主张整全真理在本体上是不存在的,与本文论题相关的是,它们均表明本文关于真理缺位论证的成立。

  在实质性层面上,合理认知分歧归根结底与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有关。关于事实,原则上总是存在着确切解答的,在这类问题上我们最终可以得出无可争议的公共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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