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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同贤: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更新时间:2022-10-30 22:55:55
作者: 魏同贤  

   政治上反动的胡适,已经用他所走过的道路:吃庚款出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传播,参加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善后会议”,出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接受蒋介石的“对大局有所垂询”,直至追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省,证明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信徒,逐步堕落为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鹰犬、买办文人,这大致是可以盖棺论定的了。但是,对于胡适的学术活动是否因其政治上的反动而需要全盘否定呢?我以为不应该这样做。对任何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以得出公允的评价,这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胡适的学术研究面广量多,我无力做全面的评论,这里只就其关于《红楼梦》的考证问题,谈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红学同好。

  

   一

  

   自18世纪中期《红楼梦》问世,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丰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不论是从当时的零星记载,还是从版本之多、续书之繁,都可以得到证明。相形之下,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评论,却处在不景气的状况下。从曹雪芹至亲好友脂砚斋、畸笏叟,以至王希廉、姚燮、张新之、黄小田、陈其泰等的零星评批,到陈康祺、俞樾、袁枚、钱静方等的片段记载,以及王梦阮、蔡元培等的洋洋大观的《红楼梦索隐》和《石头记索隐》,在这总人数不下二百、统治红学领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旧红学派中,派别虽然繁多,花样也不断翻新,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从局部看自然也提供过可靠的资料和出现过精审的见解,在红学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不过,从整体看却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脱不出鲁迅先生所概括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成就是不理想的。这其间,虽然也出现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它既“诘难”了旧红学的某些论点,复以叔本华的唯心论的悲剧观正面阐释了《红楼梦》的美学、伦理学价值,首倡了解脱说,但是,新说似乎影响不大,于旧红学也未受到大的震动,直到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才在聚讼纷纭的红学领域激起了轩然大波,接着,于1922年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作《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33年作《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到了1961年,随着甲戌本的影印,又写了《影印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和《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在这些专文和其他书信、论文中,表述了胡适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看法,也体现了他的治学方法,从而,同俞平伯诸先生等互相启发、阐释,造成了一个影响深广的新学派,这就是世称的“新红学派”。

  

   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看他提供了多少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历史地位。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我们同样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编辑《新青年》,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名重一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胡适,固然没能像吴虞那样发出过“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像鲁迅那样揭示数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罪恶和呼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没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那样提出过鲜明而彻底的文学革命主张,但是他于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却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发难性宣言,此后,更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理论和《尝试集》创作实践,显示了白话文学运动的最早战绩。而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即开始的小说考证,包括《红楼梦》考证,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合理发展,将其学术视野由理论上的倡导和创作上的实践,转向了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研究、总结;从消极方面说,其中也体现了胡适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退坡和背叛。所以,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和胡适个人的道路看,出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乃至新红学的建立,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胡适在1917年给陈独秀的信中早就讲过:“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2]这可见他是将自己《尝试集》的写作同施、曹《水浒传》《红楼梦》的小说著作,同列于白话文学之林的,而用以证明白话为文的成功,破除对于白话文学的抵触和怀疑。所以《尝试集》出版之后,接着做小说考证,便是极自然的一种发展了。这是就总的方面讲。具体到作《红楼梦考证》,这倒又有其具体的契机,亦即是对于旧红学索隐派的不满,而产生了“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论”[3]的思想,所以,他在《红楼梦考证》中,一开始就把他的锋芒指向了在红学领域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旧红学,犀利地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下去就将这种“附会”红学归纳为三派,一一辩驳其荒谬。在这里,既指出了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所说“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的“无稽”,而且以孟莼荪的《董小宛考》这一实例,教人“知道考证与附会的绝对不同”,也指出了从徐柳泉到俞樾和钱静方的“《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的“主观”“任意”“最靠不住”和“无益”。尤其大胆的是,他的批判的笔锋还指向了当时在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蔡元培先生。资产阶级革命家蔡元培对《红楼梦》“别求深义”,根据其民主民族革命的要求,受到徐柳泉的启发,而写成了他的庞大的在“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方面远远越过前人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贯串全书,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4],“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从而,把《红楼梦》研究搞得像字谜“无边落木萧萧下”隐“日”字那样牵强附会、笨拙影射而不可捉摸。胡适这种既从具体实例又从方法论上所指出的旧红学的荒唐可笑,对旧红学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揭去了他们在《红楼梦》上所制造的种种障幕,使他们丧失了立身之地。在这以后,虽然还出现过蔡元培的反驳文章和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辩证》和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专著,说明旧红学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是,他们那种偃旗息鼓、声势不振的状况,已明显地昭示着旧红学在学术上已经处于彻底崩溃的境地了。因而,我们可以把《红楼梦考证》看作旧红学派退出学术舞台的一声丧钟。从此,旧红学就让位于新红学了。

  

   作为新红学代表和开创人物的胡适,在其《红楼梦考证》中,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范围:“我们只需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考证《红楼梦》的正当范围。”从而,他在那些专文中,倾其全力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身世和版本情况。他为此广泛浏览了清人的笔记和志书、专著,像袁枚的《随园诗话》、俞樾的《小浮梅闲话》和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韩菼的《有怀堂文稿》、章学诚的《丙辰札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以及《江南通志》《八旗人诗钞》等,把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片段记载,做了细心的发掘、爬梳、比勘,去其讹误,存其实事,他得出了如下六点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画,与一般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至于《红楼梦》的“本子”问题,他依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程甲本”“程乙本”和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等的比照研究,认为“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它的价值”,“《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个百二十回的全本最初是用活字版排印,是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程本。这本又有两种小不同的印本:(一)初印本,(即程甲本)‘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二)校正印本……即‘程乙本’”。

  

   在这里,胡适还提出了续书的问题。他从张问陶的诗及其注、程伟元的序、《红楼梦》的内容及文字等方面的研究中,证明《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绝不是一个人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到了1928年,胡适得到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又据此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比如,他说:“《石头记》在乾隆十九年(1754)已有‘抄阅再评’的本子了。可见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也许其时已成的部分止有这二十八回。”并且“定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说:“《风月宝鉴》乃雪芹作《红楼梦》的初稿,有其弟棠村作序。”胡适还“疑心”脂砚斋“是雪芹同族的亲属”,“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雪芹在壬午以前,陆续作成的《红楼梦》稿子绝不止八十回,可惜这些残稿都‘迷失’了。脂砚斋大概曾见过这些残稿,但别人见过此稿的大概不多了,雪芹死后遂完全散失了”。[5]

  

   胡适通过考证所取得的上述结论,其所依据的资料虽然来自旧红学,但是将它们去伪存真、系统化地用于一个新的领域,这还是第一人;所得结论尽管难脱主观武断和客观资料的局限,而且,对这些问题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过,从总的方向和大多数结论上看来,他的看法还是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因而也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胡适所开创的《红楼梦》考证学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不但为新红学派的其他研究者所继续和发展,而且至今仍被我们多数红学家所承认和利用。因而,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好恶,而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了。

  

应该说,胡适的考证学,在对《红楼梦》的著者、本子等问题的运用上,是显得游刃自如、得心应手的,可是,一旦运用到关于《红楼梦》内容上的研究的时候,就又显得那样的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作家的生活实践和作品的内容实际,这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文艺理论问题。作品的素材来源于生活,它并且是作者的所历、所见和所闻,但生活毕竟是素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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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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