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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四):基于政企关系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2-10-30 08:57:19
作者: 李红升  

  


  

   文 | 李红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在之前的系列评论中[1],第一篇是对马云和阿里巴巴之所以陷入困境所做的一个多因素和全景式的分析,第二篇和第三篇则针对监管自主性和反垄断两种视角做了进一步的展开。本篇将作为系列评论的终章,旨在指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困境并不会随着平台整治行动告一段落而结束,而是可能面对另一种更长期的困境。这一困境当然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新冠大流行以及国际环境的多重不确定性相关,也与阿里巴巴自身在应对市场变化、技术创新、竞争对手、商业版图的整合等方面的挑战有关。但本篇关注的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因素,即因政企关系陷入任性与贪婪之争所带来的长期困境。

  

   01平台整治与遭重创的阿里巴巴

  

   从2020年10月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整治行动陆续上演:当年11月,蚂蚁科技取消上市并进入整改程序;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二选一”等垄断行为被处以182.28亿元的巨额罚款;2021年10月,美团同样因“二选一”问题被处以34.42亿元的罚款;2022年5月,因数据安全等问题,滴滴平台从纳斯达克退市,并在7月被处以80.26亿亿元的罚款。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这一以反垄断为核心的平台整治行动,不仅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是作为“自然实验”的价值。在中国的反垄断行动大刀阔斧地推进,并很快使数桩大案“靴子”落地之时,在大洋彼岸,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行动,则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并陷入了马拉松式的多方博弈和拉锯对峙的过程中,至今仍难预见何时才能尘埃落定。通过对大洋两岸“自然实验”的观察,人们也许会对两种不同的反垄断机制的优劣得失给出更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取长补短。

  

   这一持续了两年的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看来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平台监管正在回归平和稳健的“常态化”模式。尽管整治行动在发起之时并没有设定一个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表,也没有来自权威机构和媒体关于何时结束的书面告示,但从专家、财经评论员、以及业界惯有的敏感性和反应来看,“告一段落”的判断应该是一种共识。而“告一段落”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最直观的解释是,与所有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规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样,激情在喷发之后很快就会陷入消退。第二种解释是,整治行动已经收到预期效果,可以鸣金收兵了。平台的疯狂扩张和并购、肆无忌惮的市场霸凌和各种违规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超级平台也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不是可以“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而是处在法律和监管者打造的秩序“铁笼”中。第三种解释则可能源自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和大流行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不论是就当下还是就长期而言,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将是增长和就业的最重要的引擎。一旦整治行动可能对互联网创新和扩张过程产生过度的负面反应,那么宏观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状况将更加雪上加霜。宏观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可能是整治行动“告一段落”的深层原因。

  

   在整治行动期间,阿里巴巴商业帝国可谓受到了重创。从资本市场看,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自取消上市以来,至今未能实现再次上市;阿里巴巴当前的股价相对于最高峰值跌去了四分之三;作为阿里巴巴规模快速扩张支柱之一的并购,事实上已经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投资者的显见的损失,也意味着哪个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阿里巴巴已不复存在了。从业务成长来看,阿里巴巴的营收已经从每年50%以上的高增长率下滑到2022财年(2021年二季度——2022年一季度)的19%,利润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最新一个季度(2022年2季度)的营收同比则接近零增长,利润是负增长。另外,互联网上关于阿里巴巴大规模裁员的传闻不断。这表明那个似乎从不会停下扩张脚步的阿里巴巴,也已接近了“帝国”规模的天花板。另外,作为互联网领域一个图腾式人物,一个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物,同时也作为中国“名片”为全球所知的马云,几乎已经完全从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不论是功成身退,还是自我放逐抑或其他原因,这对阿里巴巴的无形资产或“软实力”而言,也无疑是一大重创。当然,由于整治行动与新冠大流行、宏观经济严重低迷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等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而人们又难以从技术上确切地分离和评估各种因素的作用,因而将阿里巴巴遭受的重创单纯归之于整治行动必然是有失偏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治行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影响因素。

  

   02政企关系分析的一个简要框架

  

   政企关系有着多重的观察维度,其中一个深层的、宏观性的,也是对政企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维度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和各自扮演的角色。另一个是微观维度,涉及政府和企业的代理人,即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鉴于政府具有从领土、人口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所不包的管辖权和行政职能,因而这里主要关注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职能。同时,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在产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截然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本质区别,因而这里关注的企业主要是私人或民营企业。简言之,本文关注的是监管者(机构和个人)与私人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学家眼中,一种理想的政企关系模型是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结合。政府只负责提供从国防、法治到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等有限的公共服务,其他经济活动完全交给竞争性市场。官员如同守夜人一样,虽消极但却尽职,而企业家则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那样,虽然追逐一己之私利,但却出乎预料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述模式的缺陷是忽视了市场的外部性、垄断和分配不均等各种市场失灵现象,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也更加接近现实的理想模式,即监管与竞争双管齐下的模式:监管者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则会对监管作出反应并达到有效竞争状态。这里的官员是完全献身于公共利益,受过现代教育并凭借完美神奇的技术模型加持的技术官僚,企业家则是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下,勇于创新并敢冒风险的英雄式人物。

  

   当然,改良的理想模式也与现实相去甚远。首先,旨在挽救市场失灵的政府监管可能会导致政府失灵,从而产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其次,官员不仅受公共利益驱动,而且也受到认知和观念,以及个人利益(晋升、收入和声望等)的多重驱动,后者会使他们的行为偏离甚至背离公共利益;第三,企业家也并非被动地对激励约束机制做出反应,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影响监管者,左右监管政策,以追求自己的一己之私利,即使这样做是以公共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如果从上述事实出发思考政企关系,那么就会发现政府和企业以及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经常地呈现出如下的互动模式:政企合谋模式。

  

   政企合谋模式的核心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基于互惠和人格化关系(或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合作,而且这一合作往往也缺乏透明度。其中互惠和人格化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政府和企业或者官员与企业家合作的纽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合谋模式[3]。在这一模式中,拥有大量资源和巨大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会基于政绩的考量,与基于自身收益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合作,以推动地方投资和经济的更快增长。这一合作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源泉。产业技术政策是另一个例子。政府经常通过产业技术政策选择“赢家”,以达到特定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目标,进而服务于更快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更宏观的目标。与此同时,有幸被政策垂青的“赢家”则可能获得更多资源、政策优惠,从而在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上获得更大优势。产业技术政策领域的政企合作所取得的成功,同样也被视为中国奇迹的一大源泉。

  

   政企合谋可能以更快的增长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但也可能导向另一种结果,即蜕变成一种设租——寻租模式,或者是“官商勾结”模式: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的方式掠夺公共资源,比如套取财政补贴、偷逃税、低价出让土地、公共工程承包中的作弊行为等,或者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例如官员对企业的排污和破坏生态、多事故和不安全的生产方式,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予以庇护等。设租-寻租模式既损害经济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往往滋生利益输送和腐败行为,后者已经被不计其数的反腐败案例所证实。

  

   因此,政企合谋模式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多重均衡,既可能更好地促进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增长和公共利益。而更常见的一种结果是混合均衡,即把上述两种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官员的政绩和个人好处“双丰收”,企业为增长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取了不当的高额利润。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东亚的韩国,或者世界的其它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上述的政企合谋模式。东亚经济奇迹通常被认为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全球性典范,其成功除了发展型政府的明显特征,如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稳定的社会秩序、市场亲和型、财经技术官僚集团等因素外[4],财经官僚和企业家之间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和愿景,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由于东亚的政企合作模式更多地地带来了高增长奇迹,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模式的诸多弊端:为官商勾结和设租——寻租打开了机会之门,从而成为腐败的温床;产业政策的失败屡屡发生,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损失;市场和竞争机制严重扭曲,导致经济效率和创新方面的巨大损失。当然,也包括克鲁格曼的著名预言: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高投入,而非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并必然引发经济危机[5]。虽然在高增长阶段,这一模式的弊端更为隐晦不明,社会各界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以至于“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口号曾经盛行一时。但是,正如东亚经济危机所表明的,一旦高增长难以为继,特别是危机爆发并导致高增长戛然而止时,这一模式的弊病就会大曝于天下,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愤怒也会如火山般爆发,推动政企关系的大转型和重构。

  

   03重构政企关系和生态

  

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刺激下,韩国曾经对财经技术官僚和寡头企业之间的合谋模式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构,从而使之转向基于法治、非人格化和竞争导向的新型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抑制了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激发了市场和竞争活力,并使增长从要素依赖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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