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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磊:学术的困惑

更新时间:2022-10-29 00:55:38
作者: 李书磊  

  

   专业化与职业化使学界形成一个职业利益集团

   说“专业化”,是说原来所有的专业都难免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在市场社会的格局中逐渐减退,同时大量的留学生回国执教、大面积的对外学术交往、“国际学术规范”推向普及。90 年代中期各杂志上展开的关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最终起到了统一思想的效果。从论文结构到加注方法的学术写作规定,从核心期刊、权威索引到引用率的学术评价体系,各种要素的确立使学术的专业化具备了雏形。

   说“职业化”,是说原来的学术并未形成为一个职业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唤醒了学者的利益觉悟,也为学者的利益满足提供了空间。学者们从前习惯于为抽象的理想与理念而斗争,至 90 年代,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一时间学者的诉穷、斥穷的声音盈耳。若干半吊子的学术史家满怀艳羡地数说起了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收入与待遇,并不准确地折算出了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教授工资,同时还算出教授与工役四五十倍的收入差别。虽然这些史家并未考虑当时政府欠薪、教授索薪的常见情节,并未论及大量知识分子失业的背景形势,更无暇辨析教授比工役工资高出 50 倍在道义上是否妥当,但他们以历史叙述来指涉、匡正其时学者利益过分失落状况的动机却是无可厚非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比下岗工人、比收入徘徊乃至下降的农民都要厉害得多。经济、社科学先获得较大利益,人文学者也紧随其后小步快走。90 年代末低工资(相对国外而言)外的高补贴(相对工资而言)制在高等学校推广,这标志着学者的比较利益已得到稳定上升。此外,课题费、稿费、讲演与咨询费也称得上可观,尤其对于知名学者而言。利益较充分的满足是学术界职业化的前提与动力。收入微薄时只是勉强从业,收入丰裕时才能乐业,才能对自己的职业有归属感,才能在职业不断发达的同时将自己越来越深的职业化。

   在专业化与职业化双重作用下学界的艰难选择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代中国社会人文学术界初步实现了专业化与职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是环境与学者的内在愿望双重作用的结果。它固然给学者带来了满足,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扰。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这种困扰还挥之不去。

   学术职业化之后,学术生涯的意义首先就成了问题。西方学者有僧侣血缘,中国学者有士大夫血统,这种血缘和血统都指向学术的神圣性。所谓神圣性,就是一种无限和绝对的追求。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承孔孟的情怀,千百年间一直是定义学术生涯的豪迈之词,它对历代学者确实有巨大的精神引导力量。所立之心与所立之命、所继之绝学、所开之太平代有新义,但这种神圣化的精神结构却代代相传。20 世纪 80年代前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倒同这种精神是契合的,而今天职业化的学术则与之相疏离。职业化的另一幅面孔就是世俗化,它消蚀了学术的神圣意味,将学术的目标限定在有限的层面上,将学术活动变成谋生与谋利的活动。仅仅在一百多年前,龚自珍还把“著书都为稻梁谋”自责为一种堕落,今天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职业化的势头迅疾而来,它快得甚至不容人们做好准备,于是目前这几代学者就成为过渡性的“中间物”。旧时的神圣情怀与英雄人格尚在,暂难纳入到职业伦理的框架之中,结果是神圣情怀固然无处着落,职业伦理又绝不足依凭,行为的失序也就难以避免了。与行为失序相伴的是心理失衡,身心不适应、精神不满足的痛苦时时袭上心来。如果学者生涯仅仅是出卖知识产品并从中盈利,人生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精神劳动者本来比其他从业者有更强的精神需求,但市场体系却漠视这种需求,将他们与其他职业者等量齐观。这真是恼人。贫困的时候固然想富裕,但如今果真富裕却也无聊得很,更何况这种富裕又是以放弃自由、浪漫而高蹈的精神历险为代价的。大学的企业化取向与企业化管理,量化的业绩评价方式,超量的课时,同事间无休止的竞争,职业化带来的这种种局面不仅消解了学者们“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调的自期,也消减了他们“为知识而知识”的低调的自娱,使他们成为自己无法掌控的机器上的零件。

   有趣的是,职业化及其引发的失衡无据的过渡期心理所带来的不仅是高尚的精神痛苦,亦有并不那么高尚的恶性行为。比如说过分逐利。利益之心的觉醒是正常而正当的,但利益之心一旦觉醒往往会膨胀,并不容易知止。事实上,学术在市场社会所获得价值实现是有限的,它可以为学者们提供比较体面的生活,却无法提供工商阶层所拥有的豪华生活。但有时学者们难免生出与商人攀比之心,想作为“知本家”与资本家比高。这就会使学问变成急功近利的俗学或者逢迎阿世的曲学,甚至成为欺世的伪学。学者们应该明了求利之道与求利之度,在一定的限度上坚决止步,以保证学问的淳厚与地道。这往高里说是一种人格操守,往低里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否则可能既求不到利又求不得学,徒使人生变成仓皇的追逐。即使侥幸求利得利也未必可嘉,学者成为大款虽不算是羞耻却也算不上光荣,学者真正的光荣是成为大家。再比如说行为的庸俗化。较雅的庸俗化诸如热衷于同国际名校与学术名人建立关系,将操持学术会议与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当成最高目标,虽然渺小却也可以容忍;较低的庸俗化则是“跑”教授,“跑”学位点与各种基金与基地,乃至行贿,这就变成文化的自我否定了。

   专业化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利弊兼具的。我们目前所说的专业化,指的是来自当代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学术话语系统的进入与主导。这种专业化消除了意识形态化理论学术的空洞、肤浅与虚假,提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准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能力,它确实具有指涉真实对象的诚意与功能。不过,外来的学术概念毕竟源自外国的经验与问题,它在部分解释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会误解、掩盖甚至歪曲中国经验;来自中国生活的生动知识可能无由进入专业化学术的表达渠道,而中国传统学术方式所拥有的潜力也可能被压抑并埋没。专业化还意味着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与替代,意味着社会科学对人文科学的介入与统治,这无疑会减少我们知识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学术规范的程式化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八股,在扼杀思想的同时,也剥夺了学术表达本有的乐趣,而对翻译概念的过分依赖,也会使学者减弱对母语的亲近、热爱与运用能力。由于社会境况的差异与隔膜,来自西方田野与十字街头的学问在中国还可能变成纯粹象牙塔中的东西,成为少数人苍白无力的自说自话。尤为严重的是,因为西方学术由名校、名刊、名人以及文化资本等因素所建构的强有力的话语霸权,要纠正它带给我们的弊端将会是异常困难的。这或许需要我们兼具接受的勇气与选择的智慧,兼具包容力与自制力。

   从学术的社会功能看国家与学界的互动能否达成双利双赢

   与职业化并生的是学术的社会功能问题。现代社会设置社科人文学术部门并不只是想让这些部门传承文化,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短视特征。它到底想让学术界为它眼前的利益做些什么呢?

   培养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肯定是社会为学术机构设定的目的之一,在西方历史上,大学的扩张就同工业社会对专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直接相关。工业对技术几乎是无限的需求,是大学内外自然科学研究部门迅速膨胀的原因,那么社科人文的研究部门呢?知识社会学家相信,现代社会科学乃是现代国家为实现对工业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设,工业社会日益复杂的形态,使国家必须借助社会科学才能了解、理解并驾驭它。社会科学为国家与政府搜集并分析信息,提供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理念与对策。同时,现代国家的世俗性质给它带来的脆弱性,它面对的阶级斗争与利益冲突的尖锐性,也使它必须依赖社科人文来完成对社会的文化整合,正如比约恩·维特罗克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新的国家形式,今后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正确合理,并使其成员能够理解。”现代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的,尽管学者们也许自认独立。二战以后,西方的国家、财团与社会制度对社科人文的利用有增无减,以至于米尔斯惊呼美国的主流学术机构乃至整个学术体制都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了,已成为国家的“科学机器”,体制外的私人独立研究已经不再可能。利用当然是同巨额的资助相连的,在这种互动中,国家与学界达成了双利双赢的皆大欢喜。值得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社科人文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的力量,也是改革、修正社会的力量,国家也在对理性力量的借重中增进了自己理性化的程度。

   中国现代社科人文的最初建立带有鲜明的对模仿西方的性质,并未同国家的真实需要相呼应。可以想见,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军政权与其时还不成熟的工商阶层并不能真正产生对社科人文的真实需求,它们只是把大学和学者作为点缀,所以其时的大学孕育了同国家的统治者利益相远离与相反对的两种倾向:钻故纸堆与鼓吹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 30 年间,因应革命政权的需要,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了思想学术的基调,学术界充分发挥了文化整合与文化动员的功能,却未能有效发展认识社会、反映问题、提供对策的功能,当时的社会基本上靠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的军事斗争经验来重建、维持并推动。所以,经济学只剩下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干脆被撤消。那时候意识形态与学术、党和政府与学术界是合一的。至如今,意识形态与学术已经分离,党和政府的政治语言乃至大部分工作语言仍是意识形态化的,而学术界却已同国际接轨,在用另外一套语言思考并表述了。这两套语言缺乏沟通的机会与渠道,以至于学者们的智慧与成果不能被党和政府充分汲取,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从新的学术理论中吸收新鲜的营养来丰富自身,更难以在学术界发挥应有的思想影响力;同时,学者们也难于了解、理解并分担党和政府面临的困难与压力,因而常常不能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真实的、有价值的问题,不能获得充足的研究资助。这两套语言、两个系统的疏离,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可能引发政治上的隔膜。党的思想理论界如何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充分地沟通、交流乃至平等的交锋,使党的意识形态能不断丰富并日益公共化;政府的决策如何更加科学化,怎样设置向学术界咨询的法定程序;学术界怎样体认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与国家利益的正当性,体认渐进改革的弹性与前景,怎样使自己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支持与资助,使自己的成果有更大的社会效用:这些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惟愿现代中国社会在和解与和谐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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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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