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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笑:“科学种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中的演变

更新时间:2022-10-29 00:20:52
作者: 孙一笑  

  

   内容提要:“科学种族主义”源于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对人类起源与人种演变问题的研究。他们根据自然史的物种分类方法,按照不同人种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划分人类族群。这种理论伴随着“种族”概念的建构,反映了欧洲大国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需求。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学术界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以肤色评判种族优劣的种族主义取向在科学研究中的发展,代表性理论就是布丰的“退化论”,它标志着“科学种族主义”的初步形成。19世纪之后,“退化论”在西方学术界发生异化,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发展为以“文明”程度区分种族差异的“文明优劣论”。此后,美国的人类学家综合了“退化论”中的生物属性与“文明优劣论”中的文化属性,强调“多祖论”的种族主义,成为美国种族主义者进行种族压迫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科学种族主义 大西洋知识共同体 退化论 文明优劣论 多祖论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种族主义的全面反思。《科学》杂志主编赫伯特?奥尔登?索普发表题为《镜鉴之刻》的社论,批判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呼吁学术界正视种族主义的历史。正如索普所言,种族主义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最终在启蒙运动当中初步确立了以肤色差异作为人种分类的生物学标准。一方面,欧洲的启蒙哲学家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分离,用后者指称与欧洲诸民族具有较大差异的人类族群,建构欧洲与“他者”的文化分野。另一方面,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利用解剖学、颅骨学等生物科学,研究人类族群的不同特征。他们试图按照动物界的物种规律,将人类划分为等级森严、体系严密的物种系统,建构超越传统“民族”概念的人类族群分类体系。因此,“种族”概念的“科学”属性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近年来,研究“科学种族主义”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反思“种族”概念与科学认识论之间的冲突,强调这一概念具有非科学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深入探讨催生“种族”概念科学化的政治史背景,强调“一种宏观与全球性质的哲学与政治框架”。他们认为,“科学种族主义”是科学研究政治化的产物,是种族政治利用科学为种族主义的社会政策进行赋权之后催生的怪胎。“科学种族主义”由此成为欧洲在殖民扩张与奴役有色人种过程中创生的一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假借“科学”之名,在欧洲殖民帝国建构过程中确立了欧洲白人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狂飙突进,也为欧洲殖民体系的巩固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柱。

   “科学种族主义”在大西洋世界的衍生具有更为宏观的知识史背景。伴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扩张,种族概念逐渐科学化与政治化。自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诸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拓殖、欧洲学者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的学术实践,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一个“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世界性”的知识共同体。欧洲的学人将其冠以“文人共和国”之名,试图以此展现他们超脱政治之外的学术理念。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学术乌托邦营造了一种幻象,割裂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社会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欧洲殖民网络的建构相辅相成。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罗伯特?波义尔发布自然史研究指南,征集探讨有色人种问题的自然史研究著作。波义尔代表皇家学会发布的研究指南揭示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网络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欧洲传统知识体系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他们对这些新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促成了各种知识网络的生成与连接。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帝国利用这些知识网络,征集各种有利于欧洲殖民统治的信息。有色人种与欧洲白人之间的身体差异与文化差异,作为欧洲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的参考,成为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对“种族”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欧洲殖民者在大西洋世界打造殖民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学术工具。

   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科学种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两种研究路径上展开:一方面,一些学者从科学史的“内史”角度入手,关注科学研究对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强调欧洲学者关于种族问题的科学认知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演变。他们将大西洋世界的种族问题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简要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政治史与思想史背景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其他学者从“种族”的概念史角度入手,试图厘清“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史背景。他们着眼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试图揭示种族概念的社会文化属性,考察催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文化背景。然而,这些研究将“科学种族主义”视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并未深入探查催生这种理论的政治现实。有鉴于此,本文关注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产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想史语境,结合欧洲殖民政治的现实需求,探讨“科学种族主义”的演变,以期理解种族主义概念的复杂面相。

   一、基督教神学的祛魅与人种研究的开端

   基督教神学认为,逐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拥有关于自然世界的完美知识。上帝给予亚当的知识被一分为二,“真实的”先验知识被掩藏起来,人类此后只具有“潜在的知识”,亦即寻找“真实知识”的潜能。亚当在堕落之前拥有关于宇宙万物的完美知识,在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族群演变的神学阐释中意义重大。基督教神学家认为,那些在形态与体貌特征上与欧洲白人不同的人种,源于原始知识发生退化产生的连锁反应。

   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受到新教各教派的认可。然而,关于如何恢复“真实知识”的探讨却一度引发欧洲学者的争论。新教神学对知识本质的解释,将人类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置于“真实知识”的对立面,隐含了否定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理解自然世界的神学隐喻。英国神学家乔治?沃尔克就直言:“自然的知识、恩赐与能力无法帮助人类抵御精神的敌人。”新教各派认为,上帝的“真实知识”保留在《圣经》当中,只有牧师和潜心研究启示神学的人才能“修复”亚当堕落之后失去的知识。英国神学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在他的神学课上宣称:“宝贵的知识被上帝锁在预言当中,不坚定的信仰者无法获得打开这些知识的钥匙。”由此可见,新教这种独特的知识论将自然世界的知识置于“神圣知识”的统辖之中,为教会对知识社会的神权统治提供“凡人”无法超越的合法性。

   启示神学在17世纪后期逐渐发展为过度强调“奇迹”与“神启”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为新兴的新教教派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福音派的神学家威廉?佩恩宣称,在“第二亚当”耶稣发出的“世界之光”当中,“隐藏着所有智慧与知识的财宝”。福音派对新教神学的知识论进行简化,目的在于压制欧洲学术界日益兴起的以“自然”研究为核心的知识论。佩恩在写给英国清教领袖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信中就表示,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人类的自然能力”,忽略了“神圣与超自然的光”。他在另一篇布道文中也抨击了“将人类知识作为知晓上帝的唯一法门”的学者。福音派的另一位牧师罗伯特?巴克莱更是言辞激烈地宣称:“与基督的十字相比,所有聚集在堕落的自然状态下的学问、智慧与知识都是渣滓与粪土。”佩恩与巴克莱等人的论调将“知识”的定义束缚在宗教义理的戒律之中,在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道路上设置了一道坚固的屏障,阻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理解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佩恩与巴克莱等人的激进态度并非出于反智主义的宗教狂热。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衍生自人类皆起源于亚当的神学预设,是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与人类族群演变的“单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单源论”具有三个维度的逻辑链条:其一,所有人类皆源于亚当;其二,人类关于万物的自然知识皆源于亚当;其三,人类的所有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也由于人类的单一起源而具有一个初始的原型。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连锁阐释,基督教的神学家建构了一个稳固的神学世界,将具有不同生理特征与文化习惯的民族与种族纳入一个共同的人类世系。迥异于欧洲白人的有色人种,于存在论上具有契合基督教神学的合理性。他们的身体与白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堕入异教信仰当中,由此发生某种程度的“退化”。英国神学家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利用基督教神学的“单源论”,强调人类社会拥有共同的宗教起源。这个“原始的传统”经由亚当到诺亚的传承而在人类社会中得以保留。然而,知识的日渐衰退、野蛮主义在世界的盛行以及异教神灵崇拜的兴起,使得这一“原始的世界传统”受到了“污染”。英国法学家马修?黑尔也认为,伴随人类共同诞生的是真正的基督宗教,而不是其他异教信仰。由于“人类之敌的狡诈”“人性的背叛与污染”以及“古代传统的日渐衰微”,“邪神崇拜与迷信逐渐在世上盛行,并且占领了世界”。斯蒂林弗利特与黑尔将异教视为基督教发生“退化”与“堕落”之后的产物,由此将信仰这些“堕落”宗教的族群也视为与基督徒完全不同的种属。

   因此,通过“单源论”的阐释,欧洲的神学家不仅将基督教建构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并且利用这一原始信仰的异变解释人类族群身体差异的形成。人类源于亚当的单线起源与人类种族差异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并在一个强调稳定与秩序的神学世界体系当中得到调和。由此,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为基督教会凌驾于世俗知识之上的知识权力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它论证了人类起源于亚当的神学要义,为基督教关于人类族群演变的神学叙事以及不同种族种出同源的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欧洲社会在近代早期发生的思想变革,使得基督教的单源世界观受到冲击。基督教关于人类的单一起源,以及人类族群演化的神学叙事也在不断瓦解。欧洲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为欧洲思想界提供了新的信息收集模式——“基于对新的土地、民族与文化的理解”。关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大量信息涌入欧洲社会,促使欧洲学者重新思考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与族群演变的神学叙事。与此同时,实证哲学在欧洲的知识社会日渐崛起,与基督教神学、世俗主义的思辨哲学渐成鼎足之势。在这种学术风潮的影响下,欧洲的知识社会开始打造超脱经院哲学之外的新的哲学体系。人类的起源与人类族群的演变问题,成为拆解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体系、将上帝世俗主义化的关键问题。作为维系经院哲学存在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在欧洲新旧哲学的交锋当中首当其冲。

   针对启示神学专断的知识论,英国学者马修?廷德尔以“自然宗教”理论加以驳斥,强调万物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人类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知识,只有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才能理解上帝的存在。“理性是联系天堂与尘世的纽带,是联系造物与造物主的纽带。”新教神学知识论的逻辑预设在于:人类关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知识来自上帝对亚当的恩赐。由于“原罪”的污染,人类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关于造物的真正知识。这种理论强调人类无法直接认识世界,否认自然知识的合法性,由此确立教会与神职人员作为上帝代理人对自然知识进行阐释的垄断地位。廷德尔看到了其中的逻辑要点,将矛头对准赋予教会权威的神学知识论,试图重新定义“人学”与神学的关系。因此,“自然宗教”理论对于瓦解神学权威在欧洲知识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而言意义重大。

在此基础上,廷德尔等人将论战的焦点转向《圣经》文本的神圣性与准确性。在安东尼?柯林斯看来,《圣经》的神圣性并不在于其中记载的预言与奇迹,而在于广博的知识。“《圣经》中记载了整个世界的自然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教会的历史,有着关于耕种、航行、医学、药学、数学以及所有其他学科的参考知识。”由此,神化的宗教文本受到了世俗主义的“祛魅”。柯林斯建构的逻辑框架,巧妙地将教会宣扬的“神圣性”从宗教文本转移到文本蕴含的世俗知识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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