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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晓:司马迁与修昔底德:两种历史理性的范式

更新时间:2022-10-28 23:18:13
作者: 白春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中西史学比较的兴趣一直未有中断,有不少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而西方学者也日益关注这两种史学传统的异同。1996年,晚年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先生在撰文比较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时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一些主要概念是能够与西方的某些历史思维产生共鸣的。其后不久,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两位学者尚冠文(Steven Shankman)与杜润德(Stephen Durrant)便出版了《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2000,中译本2020年出版),其中关于史学的一章详细比较了修昔底德与司马迁。2007年,德国德累斯顿大学的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教授在《历史与理论》杂志(History and Theory)上又发表了论文《司马迁和他的西方同行:论描述的类型》,尝试进一步比较古代中国史学和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异同。在此前后,穆启乐写下了一系列这一主题的文章,最后结集出版了《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一书。看来,中国和西方学者都已意识到,要理性看待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就不仅要比较中西各自的历史进程和治理模式,而且还要比较中西史学的思维特点和叙事类型。毕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自的历史典籍来积累历史经验的。这就使我们日益需要回到各自历史观念的源头来确认文明的坐标,从而探讨文明互鉴的具体可能性。

   中国与希腊是人类史学的两大发源地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不同地区的人类发明了不同的方法来保存他们的记忆,比如,口头传播的诗歌、传说和劝谕文学,神庙内或棺椁上保存的宗教文献,石碑上留下的记录历代统治者的王表和年代记,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卜辞,还有神秘的结绳记事等,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古老文明和民族都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古埃及,要到希腊化时期,祭司曼涅托才在托勒密二世的要求下用希腊文编写了《埃及史》。在此前约三千年的时间里,法老和他们治下的埃及人似乎难以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美国古典学者库尔特·拉夫劳伯(Kurt A. Raaflaub)在谈论历史学的起源时指出,在古代两河流域,虽然王表和各种泥板文献被不断制作出来,但当时没有人想到要编写一部“亚述的历史”或“巴比伦王国的兴亡史”。在古印度,尽管诗歌、戏剧、宗教、哲学和各类艺术如此发达,不少文献都具有史料价值,但史书编纂要等到穆斯林进入南亚后才逐渐兴起。而犹太裔的意大利古典史学史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感叹,尽管古代犹太人发展出了编年史和政治史,但历史学从未成为他们教育的组成部分,犹太律法的地位绝对超过历史学。更令人遗憾的是,从公元2世纪到16世纪,犹太人几乎完全放弃了史学(《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具有某些历史要素和历史意识的文本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和历史著作毕竟还不是一回事。研究古典史学的法国学者凯瑟琳·达尔博─佩香斯基(Catherine Dar?bo-Peschanski)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例如,在古希腊,有关米诺斯王的传说和特洛伊远征的诗歌中确实含有信史的成分,但它们本身还不能算史学。与此相似,各地区的人们曾普遍用口耳相传的神话来保存他们的记忆,其中虽有历史的底色,但充斥着大量想象的内容,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乱。当史学家对“什么是史料”有所反思时,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史学思考和研究。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修昔底德只认为米诺斯是“最早拥有海军的人”,而没有引用米诺陶和克里特迷宫的故事。对于荷马史诗能否被当作充分的证据,他也表示怀疑。

   纵观人类几大古老文明,早期中国史学和古希腊史学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史学起到了垂范作用,而古希腊史学也深刻影响到了古罗马史学、犹太史学和拜占庭史学的发展。两者分别为东亚文明地区和西方文明地区的历史思维与历史书写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和希腊是人类史学的两大发源地,在我们追溯史学范式的最初形成时应予以最多的关注和重视。

   历史学的求真旨趣与教育功能

   中国与希腊的早期史学经典著作(《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和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大都产生于轴心时代。我国埃及学专家金寿福教授在探讨古埃及为何未能上升到轴心文明的高度时指出,古代埃及人“没有构建起能够保持这个文化核心的记忆模式”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在轴心时代取得突破的几大文明都有能力重新构建过去,形成崭新的文化记忆模式。笔者认为,中国和希腊能够取得这种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他们的史学家都对历史学的求真旨趣和教育功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早期人类的观念时说,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认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缺乏物质积累的反映。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观念中,人们尚未发现实质性的历史变化,自然就没有历史学产生的必要。各种巫术就可以满足他们面对变化时的希望与恐惧。

   而在进入文明之后的很长一个阶段内,由于有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人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怀念过去,这导致“历史倒退论”在不同地区普遍流行过。在希腊,荷马与赫西俄德就都持这种观念。在荷马的世界中,过去的时代要比现在强得多。比如,他赞扬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狄奥墨得斯,称这位英雄能够独自“轻巧地举起偌大的石头”,而“当今之人就是两个也莫它奈何”。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奥林波斯诸神起初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的人类”,他们“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之后则是一代比一代恶劣的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赫西俄德本人不愿意生活在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他希望在这之前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而且充满了罪恶之行。赫西俄德的看法代表了古希腊人传统的历史观。而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儒家对唐尧、虞舜的讴歌,还是道家对神农、黄帝的追慕,都体现出类似的观念和情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大同之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是“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的斗争局面。孔子更为哀叹的则是“尧舜之治”与“三代之英”都已隐去的“礼崩乐坏之世”。

   但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开篇就宣称,无论从战争还是其他方面来看,以往的事件“都算不上伟大”。紧接着,为了证明这一看法,他用很短的篇幅(第一卷第2章至第19章)向读者叙述了从迁徙不定的群落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历史。他笔下的这一片段被称为“古史叙事”(the“Archaeology”)。普林斯顿大学的修昔底德研究专家康纳(W. Rob?ert Connor)敏锐地观察到,“古史叙事”没有给“黄金时代”和神话英雄留下一席之地,而是反映出公元前5世纪希腊思想家们对人类早期社会的重新评判——那时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而是“严酷、肮脏、野蛮和短促的”。由于以往的时代不再被认为比现时代更美好,而是与当下和未来时代相似(尽管肯定不是相同),修昔底德才会相信探求真相的历史著作将对人类起到教育作用,并成为“永远的财富”。他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念:

   如果有谁想要清楚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类的处境将来还会以类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而判定这部书有用,那对我就足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

   在内战期间,许多残酷之事都降临到城邦之中;只要人的本性不变,这些苦难就会发生并且将来还是如此,虽然程度上或深或浅,形式上也会有差异——正如每一个机缘变化所显现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2)。

   因此,历史不再是倒退的,而是复杂的周期性循环。这一观念在思想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尽管在同时期和此后很长的时期内,原先那种倒退论的旧观念仍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中国,墨子与韩非子都已认为尧舜之世是一个“茅茨不翦”的简陋时代。韩非子更是嘲讽了“法先王”的守旧观念:“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同时,“美先王之道,崇尧舜之世”的儒家亦并非不知历史的变化,但他们相信有某种“定数”存在。孔子从夏、商、周的王朝更替中看出了礼虽“损益”,然“百世可知”的“规律”,而孟子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身为阴阳家的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似在综合这些关于历史发展和循环的讨论。韩非子推崇的发展创新的“法后王”思想和邹衍“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史观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初衷是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五百岁而有了当今的“明天子”,因此必需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论次其文”的史家。司马迁自觉继承了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史学求真旨趣。“五百岁”只是一个约数,但背后同样隐藏着一种复杂的循环史观,以及对史书能够保存功业、惩恶扬善的信念。

   总之,取得“轴心突破”的中国、希腊、印度、以色列等几大文明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中构建了多种新的思想和文化路径(宗教、哲学、科学等)。其中,希腊和中国的史学家在各自的文明背景下“研发”出了新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模式,突破了原始的简单循环观念和文明初兴后的“历史倒退论”,为历史学注入了求真和教化的“灵魂”。这无疑是最具理性价值的遗产之一。

   技术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路径分野

   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史学中的理性精神和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史学中的理性精神有许多相似性,但两种文化路径上的差异性也很早就显露出了端倪。

   首先,修昔底德和司马迁都能理性看待各自文明的早期阶段。修昔底德认为,希腊最初有一个贫困而混乱的时期:

   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其居民定居下来并非很久,之前他们是迁徙不定的,而且只要遭遇到比他们人多势众的群落的压力,他们总是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领地。当时没有商业,人们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交往时都不得不怀着恐惧;他们利用资源仅达到维持生存的程度,并不具有剩余的财物,也不耕作土地;由于没有城墙,他们也不清楚其他的人是否会随时闯入并抢走他们的财物,而且设想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每日赖以生存的食物,他们迁徙起来并不困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2)。

   司马迁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他没有讨论迁徙不定的最初阶段,而是引用老子的话描述先民农耕定居后的生活:“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他的历史叙事起自黄帝。那时候,中国同样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时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司马迁确信,“虞夏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无论起初简朴的状态是否真的“甘美”,都不可能延续。“必用此为务……则几无行矣。”——对于历史的变迁和不可逆,他是非常清醒的。

其次,正如耶鲁大学古典学者亚当·帕里(Adam Parry)所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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