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余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更新时间:2022-10-28 01:08:39
作者: 田余庆 (进入专栏)  

   《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

  

   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顺便也整理一下所作《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的思路,以便读者理解。

  

   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底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80年代中期以至90年代连续的若干年中,几位随我攻读学位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博士论文选题都定在北朝时期,前后有八名之多。他们各定一题,都有问题要与我讨论,其中好多问题我都没有现成答案,这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读书思考。他们每篇论文都有立意、取材、定范围和题目、分层次和章节等的多次反复和修正,甚至有时推倒重来。我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引导作用。这样,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积淀日久,想花点时间把它们弄清楚。于是从三四年以前开始,我干脆把手头的工作计划放弃,集中气力来攻一攻北魏问题。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园地,一混就是几年了。

  

   教书是我的天职,我也喜欢教书,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并且经常从中受益。我很想多开一点专题研究性的课程,这一来是系内教学的需要,二也是为了逼着自己多研究一些问题,出一点研究成果。我明白,自己毕竟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太阳”,不能没有自伤迟暮之感。秋后的蚂蚱,还不快蹦几蹦,怕难得再有机会了。80年代以后,我匆匆忙忙地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90年代初,一场病打断了计划,以后的工作节奏不得不作适当调整。

  

   开专题研究课是个苦事,也是个乐事。要开出一门新课,得先准备好十个八个题目,有基本资料、基本见解、基本结论,也就是说得先有若干篇论文素材才行。课程每一讲总得多少有一点新鲜之处,大体上要能自圆其说,经得起学生们听、想、问,使他们觉得有所收获。这首先是自己逼自己,苦就苦在这里。有的问题,讲过以后觉得破绽很多,或是资料过于贫乏,缺乏新意,并不成功,不免懊恼得很,干脆放弃算了(也有的问题,放弃几年之后,回头再捡起来,居然又能弄出一点名堂)。有的情况比较顺利,课堂讲过,自觉理直气壮,学生听来也兴味盎然,课下还找我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通过了答辩一样,增强了信心。这种情况,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不过真的出手,最早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一般说来是出不了“急就篇”的。这就是乐的所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多半都是这些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东晋门阀政治》的一部分内容,也在出版以前所开课程里讲过。那时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和我,研究领域很接近。我和祝先生希望周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做研究,周先生说:“还是搞松散的联盟吧!”周先生一锤定音,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说,三人行,都是我师。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

  

   80年代,我感到还有一点新题目、新思路,能开出一些新课程。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成果虽然不算多,但日子过得比较充实。不过,研究的内容通过课堂检验并发表以后,要把它拿到课堂重复去讲,就觉得味道不如以前,讲的人和听的人感觉都不会好。这就逼着自己再去作新的试探。那时真是想用这种办法找回一点过去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在早二三十年开始能有这种条件,自己有拼搏精力,经过积累,也许成果会可观一些,如同师辈们学有所成都靠中年积累那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到了就衰的年岁来补课,要想焚膏继晷,跑跑颠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不大可能了。也许我还可以掉转头另走一条路,如做点二手性的或其他的什么什么工作,但又觉得这毕竟不是自己志趣所在。因循几年之后,我终于跟着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一起走上了探索北朝史的路子。只是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已是需要进一步调整工作节奏的时候了。

  

   铺垫一番以后,该回到主题上来。研究拓跋史,谁都会有资料奇缺的苦恼,没有资料,问津的同人自然就少,积累的成果与别的段落相比自然就不丰富,要在这里抓出新题是困难的。有时读书偶有心得,觉得可以下手,但经过反复检索,往往发现某位博学的前贤已经使用过这个资料、探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了。摸索了一年,我才抓住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新鲜,它无非是一个野蛮人忽然做了皇帝,采取了灭绝人性的野蛮手段来巩固皇统,而且颇有成效,如此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着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我记起捕鱼人沿溪而行的故事,前面会不会忽然出现一片桃花林,把我带进豁然开朗的境界呢?当然,涉入这一领域的问题,我缺乏必要的人类学素养和知识积累,眼界有限,这是我始终感到忐忑不安的。

  

   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在这方面最让我引为榜样的,莫过于陈寅恪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这真是独具慧眼,真是化腐臭为神奇的大手笔、大学问。尽管经后人几十年的运用、推敲,觉得关陇本位政策问题还有不完备、可议论、该修正之处,但这正是学术发展后浪推前浪的正常情况,不影响这一理论的价值,不影响它推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前无古人的作用。我曾见到过对此说基本持非议的文章,但又觉得其立论并不能完全脱离此说的影响。陈先生的学问从整体上说来到现在为止还有其不可企及性,我并不奢望在拓跋历史研究中一下子找出相当于周隋之际历史线索那样的大发现。眼前学界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是我们有责任宣传史学贵在创新,身体力行,反复实践才行。如果把学界力量,尤其是中青年史家的力量集中到创新的努力方面,减少重复劳动,增加原创性的探索,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获得较多的突破,把古史中包括拓跋史的空白点、薄弱点多加填补、充实,使之更为丰满,这不仅是对一门学问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我觉得,这种务实的创新,比抽象地构思各种历史模式,空谈各种理论,进行无效争辩,要更有价值。

  

   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从此问题中准能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看看是否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一点新的启示。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道武帝这样一个“出自结绳,未师典诰”的野蛮人,居然找到偶见的汉代典故作为口头依据,虽有“太子”的强烈反抗而不回头,并且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只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

  

   这个问题既然是从君位继承中产生的,我就以道武帝为基准,一代一代地向上追踪。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看不到旧君杀妻以立新君,新立之君皆无血亲母后的事实。看到的却是几代君主都有强有力的母后,新君靠母后护持,才能得位和固位。至少从桓帝祁后以来,拓跋部女强人辈出,代代都有。道武帝本人之母贺太后就是很了不起的女强人,道武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君位。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既然如此,我好像是应当另寻新路了。可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来估量这个问题,想到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

  

   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窍了。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从属于后面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前者正是后者所需要的条件呢?我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正如俗话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拓跋旧制,“七族”、“十姓”血缘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于拓跋以外部落。拓跋居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其君后和母后的部族一般具有相当实力。按习俗,这是一种政治婚姻,它有利于婚家部族,也有利于部落联盟的维系与巩固。事实上,有不少部族与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后和嫁女。君后有强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后而增加影响。这是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的。道武帝母后所出的贺兰部与道武帝母后本人,自然也是这样的关系,而且道武帝自己同样有强大的后族,即独孤部。道武帝如果因袭这一传统,靠母族、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481.html
文章来源:《拓跋史探》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