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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封建时代

更新时间:2022-10-28 00:56:47
作者: 王家范  

   “部族时代”演进的结果,就进入了“封建时代”。“封建时代”很像是中国历史前后转折的一根“中轴”。向前翻转,朦胧混沌,走向尚未定型。向后翻转,世变时异,终于显示出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历史走向。

  

   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国通史”教材,都一律以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封建社会”的开端。这里将要展开的“封建时代”,却是指以西周为典范的一个时代。它经过春秋战国的逐渐崩坏,转入秦帝国大一统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时代”即宣告结束。为此不得不先对现行教材的“封建”问题作必要的历史交代。

  

   现行教材“敕令”一致的古史分期,根据我的记忆,是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当时的教育部“定于一”的。在此之前,新史家中间,也包括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主西周“封建”的是主流。(1)新中国成立后出现过三四家纷争的局面。我就读的大学也属“西周封建”派,且戏称为“老封建”。后来由教育部颁订的教学大纲,决定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为“经典”定于一。但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赞成此说。

  

   学术问题由行政命令来干预划一,今天我们已很难理解接受。然而,大学教材并不因时过境迁而有所改观,绝大多数还一仍其旧,这只能说是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惰性出奇地顽强。(2)

  

   现在是到了应该重新检讨,“百家”可以自由争鸣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何以对学生说明白“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学术史追溯:“封建论”

  

  

   西欧的“feudal system”(“feudalism”),直译应为领地分封制度。据日知先生的考证,将“feudalism”转译为“封建”,始作俑者为严复。(3)黄仁宇则说,其实最先是由日本人以“封建”一词移译“feudal”,庶几近之。(4)想不到经出口转为内销后,我们却连自己的家当也闹糊涂了,中国原来的“封建”也成了“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

  

   其实,我们后来所采,不管“老封建”“新封建”,也不尽是按着西欧中世纪“feudalism”的模式,而大都是照着斯大林《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的“经典定义”去解说的。斯大林是属于最教条、武断的一个人物;他最喜欢下钢铁一般坚硬的“定义”。但话一经说死,就承当不起活泼泼历史事实的严格检验,现在已众所周知。

  

   且不说那死定义,西周的宗法封建体制即使与西欧“feudalism”的模式对照,也有同有异,不能全盘照搬。这方面国内的看法,具代表性的有马克垚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他们一般是从世界史角度去观照两者的同异,对欧洲方面历史情形的介绍,有不少新的信息和各作者研究的新解,很值得治中国史的人注意。(5)这里,我还想特别推荐许倬云先生的专著《西周史》。该书在大陆面世后,已引起了相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6)

  

   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里,“封建”一词的原来含义应该是清晰无误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把由部落、方国(方伯连帅)、封建(裂土田而瓜分之)至秦的“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看作前后相继的时代脉络,并认为这些都是无法倒行逆转的“势”,用现代话说便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不可改变”。前面我说过的三个时代的演进轮廓,隐隐然均在其中。撇开分封与郡县的“对策”性争论,柳氏所代表的正是未受“西学”浸染前纯本土的历史通感,秦汉以后,在古贤之间从没有异议。

  

   “封建”一词的歧义和纷争,无疑是由“西学”引发的。其中也可分为两端来说:一是由横插进“奴隶制时代”引发的;一是由与西欧领地分封制比较引起的。

  

   对于横插进一个商周“奴隶制社会”,一般都是前提在先。若前提不成立,转而正视历史实际,我觉得问题不难解决。这并不是要否认奴隶、奴隶劳动的存在,因为这既可以追溯得更远(战俘),也一直存在到所谓“资本主义早期”。而像希腊、罗马农业生产建筑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情况,别说中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不容易找到;何况希腊、罗马也有小农生产,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清一色”。其政治法律体制却又与奴隶关系不大,贵族与平民才是对这种体制演化起实际作用的社会力量。尽管后来修正为“种族(殖民)奴隶制”“普遍奴隶制”,这种“人人皆奴隶”的“东方式”奴隶制,其实与他们所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同出一辙——把中国早期普遍存在的聚落村社“妖魔化”,称“公社”成员实际身份是“奴隶”。若说到这个份上,恐怕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惊讶!

  

   余下的,似乎只有“人殉”还具说服力。但即使希腊、罗马随意杀戮奴隶也并非正常的现象,且未闻有“人殉”现象。“人殉”更必须考虑到另外因素。例如人类学的研究不断告示我们,这一类现象不仅与战争、“王权”的强暴有关,而且更关系到原始宗教习俗。说实话,我们对早期人类的思想、习俗知道得还不多,不知者还是不要强以为知。例如有些原始部落常有杀死第一胎“长子”的风俗,若以此定性为“家庭奴隶制”,不可笑?周口店“北京直立人”有“食人”的风尚,那我们的奴隶制社会不应该推前到几十万年前才好?

  

   当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度地意识形态化,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忽视,恐怕才是这场讨论学术上最大的致命伤。有些学者也意识到了古典史料遍处皆有的氏族、宗族、部族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村落聚合传统始终变化不大,漠视这些本土“历史常识”,难以通贯地说通商周乃至以后的中国史。因此他们也夹进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一类的议论,但最终还得与意识形态的前提凑泊,方枘圆凿,结果如前所说,反陷进了更尴尬的局面,无以自圆。最奇怪的,“奴隶制说”对劳动者身份的确认是他们辩论逻辑中的核心话题,可偏偏对劳动者收入的分配状态不予理会。“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的话虽说经过整理而被单线化了,但贡、助、彻三种再分配形态在上古时代的存在,是明确无误的。以他们习惯用的“剥削率”(大抵在1/10—1/9之间)来衡量,怎么也搭不上“奴隶制”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几乎成了他们最大的心病,故而只能不深谈为妙。

  

   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的,当以胡厚宣先生1944年发表的《殷代封建制度考》为早。(7)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差不多已经被我们遗忘,那就是雷海宗先生。1957年6月,雷海宗先生在天津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他认为像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当时地方上仍保留氏族公社的原始平等,而中央则呈现一种原始的专制主义,国家规模往往很大。土地为村社所有,实际上则掌握在各家族手中。因此,他表示“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是难予考虑的”。(8)当时敢于表示必须对中国历史特点予以尊重,真令人敬佩。可不久,他就被划为“右派”并受到批判。

  

   较晚,1973年徐复观先生在海外发表异议。他在自己新版的《两汉思想史》中特意加进了一篇《有关中国殷商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之所以说“补充”,因为原版有过一篇《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两篇都对以郭说为主的商周奴隶制社会说的史料根据与解释提出驳议,例如对“勿鼎”释文的理解、对“国人”身份的考证,特别是对“十千维耦”的通解,都很有分量。(9)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在打破“学术禁区”的鼓励下,逐渐也有学者对中国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重新质疑,如薛惠宗、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10)我相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澄清。(11)由于本讲旨在梳理线索,不拟再行展开。请读者自行检阅审读。

  

   现在回到第二个话题:与西欧领地分封制度的比较研究。

  

   近世以来,我们对欧洲的“feudalism”发生兴趣,并与西周“封建”关联比附,自然是为了通过中西比较,试图寻找中国落后的历史原因。那时的学者之所以觉得两者相似,实际也是顺着古贤的思路来的。秦汉以来,凡提到西周,无不因为它与后世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不同就集中体现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八个字上。初看起来,这与西欧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封土分权与领主世袭的制度确实很相似,故以“封建”移译“feudalism”,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后反观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分期”的讨论,有一现象很是奇怪,论战双方都对西周“封建”曾存在过的“王国(中央)”与“诸侯国(地方)”的二元政治格局,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漠,争论的焦点完全转到了别的地方,如生产力水平、劳动者的身份、阶级剥削关系等等,话题越扯越远。现在根据马克垚提供的欧洲“封建制度”学术史的线索,我才弄明白,原来前是“长江头”,后是“长江尾”,因此“景”随人转,话语体系自然就不同。(12)

  

   马克垚“导论”中指出的一点,很值得注意: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欧洲实际只是在某些地区(主要集中于罗亚尔、莱茵河之间地区)零碎地存在过,且都集中在中世纪的早期,各地的习惯法也因时因地而异,多有不同。这一点,至少在我是闻所未闻。

  

   据说最早对它发生研究兴趣的是16世纪法国的法学家。17世纪英国法学家也随之参加了进去。当时他们都把“feudal”当作一种不同于罗马法的法律制度,核心是“封土之律”以及国王与封臣(封建世袭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后从孟德斯鸠、斯密着重批判,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最后废除的也都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法律的权利体系。这也就是我们近世以“封建”移译“feudal”时期的“西学”背景。因此,它与我们原先对西周“授土授民”的认识不相杯葛。这一时期史家对西周史的描述,一般都仍严格依据旧籍载述的史实加以条理化,重在用新史观发现其因果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世袭贵族及其消失,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方面成绩突出的有吕思勉、张荫麟等。(13)

  

对欧洲中世纪史全面研究的高潮要到19世纪。在这一个世纪,史学家已经超越“分封领地”,而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时才正式出现“feudalism”一词,并用以统括中世纪时代(又称“黑暗时代”)的欧洲历史。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布洛克等人也还是把“feudalism”当作“西欧封建社会”的同义词来对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feudalism”看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甚至是社会形态,也出于同一背景。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现在西方史家对“feudalism”特点的归纳以及他们中西比较的“汉学”成果,就知道这与狭义的“feudal”、与西周“封邦建国”都不是很对称的。说句笑话,这时的“feudalism”已经成了一顶“大帽子”,扣在西周的头上,不免有点滑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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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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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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