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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萃: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2-10-25 19:47:49
作者: 孙道萃  

  

   刑事责任是我国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基本范畴之一,与犯罪、刑罚是并列的平等关系,三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主导我国罪责刑关系之刑法学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1]基于立法与理论之间的“反映”与“反哺”关系,以及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指导与实现关系,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责任范畴,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使命之一,有利于伸张刑事责任的功能与价值,使理论、立法与司法处于和谐的共进状态。1979年《刑法》在制定时,受限于当时的理论研究、历史环境等主客观因素[2],并未直接对刑事责任范畴作出规定,留下了一定的遗憾。相比之下,1997年《刑法》在总则与分则,明确、显性且直接地,在不同的程度与范围,对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填补了重大的立法空白。尽管1997年《刑法》在刑事立法的问题上,奠定了开创性的立法格局,但对刑事责任的立法始终存在不少问题,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在实体与程序、思辨与实践、静态与动态、理论与立法及司法等多重维度,削弱了刑事责任的刑法学地位、核心功能与司法化效果。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应以刑事责任的40年之立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为新的逻辑起点,尽快推动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工作[3],进一步优化刑事责任的理论、立法及司法之间的互动平台与实践路径。

   一、刑事责任立法的基本回顾

   1979年《刑法》是我国首部刑法典,但并未明确规定“刑事责任”。1997年《刑法》开创性地对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改写了刑事责任未入“法典”的历史空白。历经40年来的多维度拓展,我国刑事责任的立法取得了喜人成绩。

   (一)立法进程的宏观梳理

   1997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立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而,也为刑法修正案等方式的持续“增量”奠定了基础,共同推动丰富刑事责任立法的进程。

   1.1997年《刑法》的开创性立法

   1997年《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开宗明义的方式,规定了“刑事责任”概念。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立法,奠定了刑事责任在总则中的地位。在该节中及刑法典中,“应当负刑事责任”是最为常见的规范表述方式。[4]“应当负刑事责任”作为高频次的立法用语,“应当”传递内在的强制性、法定性之特征,而“负”显示其负载的“动态”之意蕴。

   在分则中,对“刑事责任”的立法表述非常有限,如第201条逃税罪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这说明了分则对刑事责任的总则立法,予以了一定的具化。尽管在数量上非常有限的,但也不能做简单的“数字算法”。毕竟总则规定对分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也无需在分则中进行重复规定。

   在此前提下,1997年《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1)立法地位明显不及犯罪、刑罚。从立法体例看,第二章、第三章分别是“犯罪”与“刑罚”,凸显了犯罪与刑罚在总则中的基本且重大地位,而“刑事责任”委身于第二章“犯罪”之下的第一节。这种差距是非常直观的。无论当时的立法情况与背景为何,显然是立法“矮化”的体现。立法对刑事责任范畴的“确认不足”,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刑事责任地位的非独立性、内容不充实性等。[5](2)精细化的刑事责任立法明显逊色。从条文数量这一最直观的立法体量看,相比于犯罪与刑罚,刑事责任的精细化立法,显然远远滞后于前二者。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三者之间的立法体量存在如此的悬殊差异,不仅导致立法地位的失衡,也影响了由立法到司法的实践效果。(3)总则与分则的立法深度衔接不紧密。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总则主要分布于第二章第一节。在分则中,相比于几百个罪刑规定,刑事责任的立法化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在立法层面“忽略不计”。这意味着总则与分则的立法,存在一定的衔接不足问题。尽管从立法的科学性看,并不必然要求分则“无一例外”地规定刑事责任问题,以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等技术陷阱。但刑法分则如何进行科学的立法衔接,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话题。

   2.刑法修正案的修补性立法

   1997年《刑法》颁行至今,历经十次修正,对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调整幅度已经累积到一定的“当量”,也实质地改观了刑法典的内部布局。但对刑事责任的调试,始终游离于修正案的“中心地带”,更遑论刑事责任的专属立法问题。

   这种修补性立法的主要特点在于:(1)立法的体量“原地踏步”。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十次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在刑事责任的立法上未能取得“体量”上的实质进展,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如此直观的量化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刑事责任的立法,在过往的几十年中,大体上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立法的深化非常有限,立法者主动完善的意识滞后。(2)立法的专属性“黯然无光”。在十个刑法修正案中,可以初步认为,并无专门针对刑事责任的特别立法。这与犯罪、刑罚的专门立法之“特殊”待遇相比,无疑相形见绌。反过来说,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刑事责任的立法基本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3)侧重于犯罪与刑罚的立法修正是基本格局。从十次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是调整犯罪与刑罚部分,前者表现为修改犯罪构成、增加新罪名等,后者主要表现为增加刑罚处罚方式、加重刑罚处罚、调整刑罚结构等。但是,对刑事责任的立法却迟滞不前。

   3.附属刑法的填充性立法

   晚近以来,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深度演变,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扩张,行政立法不断加速推进,行政立法在数量、范围、广度以及深度上,都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期。行政立法的扩容与行政法规的增量,直接导致行政违法行为的扩大。这不仅客观上推动附属刑法的立法进入活跃期,也使当代行政犯罪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扩张的态势[6]。与此同时,风险社会已开始加速浸润刑法领域,风险刑法问题日益凸显,迫使立法者在不同层面启动预防性的风险刑法立法,以提高刑法的早期介入、积极预防功能。[7]而这种预防性刑法立法,也很大部分都源自于附属刑法的倒逼效应。例如,比较突出的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安全立法。《网络安全法》(2016年)是我国首部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持续发布大量的网络安全规范性文件。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确立了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格局,增设三个新的纯正网络犯罪罪名。这是传统刑法所不能包含的立法内容,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形态具有一定的新型性、专属性。

   风险社会、预防性理念以及行政犯罪(法定犯罪)等预防性刑法立法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观念及其立法格局,也无形中对传统刑事责任理念及其司法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预防性刑事责任观念等新议题由此形成。对于刑事责任的立法全局而言,行政刑法的快速与膨胀,属于填充性的立法,覆盖了罪责刑三大范畴,但主要还是以罪刑规范的调试为主,刑事责任的专门立法偏弱。尽管当前针对刑事责任的新问题所作出的立法,具有一定碎片性等问题,也与传统观念的衔接不畅,但总体上毕竟拓宽了刑事责任的存在场域与内涵。

   4.刑事诉讼法的辐射性立法

   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过往的40年中,经历过两次重大修改,分别是2012年与2018年的修正。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面很广,主要的焦点问题包括相关证据制度的完善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违法没收程序的增设等。2018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为《监察法》的衔接及检察权的调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速裁程序的增设、缺席审判程序的增设等。这两次重大幅度的修改,在不同程度上对刑事诉讼构造、诉讼制度、诉讼程序以及诉讼后果产生深刻作用;也无形中对《刑法》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为前置的延伸影响或事后的辐射影响。例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意味着定罪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或无争议,核心问题转而是量刑从宽协商。[8]这直接冲击传统报应性司法模式及其定罪、归责认识。定罪与责任是最基础的内容,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定罪与责任问题则已经不再重要。

   刑事责任的立法既首先反映在实体法中,也必然依托程序法得以实现。《刑事诉讼法》及其修正,客观上充实了刑事责任的立法内容,但实体层面的“跟进”不到位。这种立法“撕裂”的状态,是刑事责任司法化不足的先兆与反映。

   (二)基本成绩

   通过1997年《刑法》的开创性立法,以及持续性的修补与添加,进一步丰富刑事责任的立法内容,也见证刑事责任立法在过去40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1.立法体例奠定核心地位

   在刑法总则中,虽然委身于“犯罪”之名下,也未完全独立为一节或一章,但超越了1979年《刑法》,对刑事责任作出开创性的立法化,奠定了刑事责任在刑法典与刑法总则中的重要地位,亦与其刑法理论地位相互映衬。具体而言:(1)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1997年《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这一法定的犯罪概念,不仅决定犯罪的三大特征与犯罪圈的法定边界,也宣示犯罪构成的法定化。尽管从文字表述上看,并无“刑事责任”的用于,但在语义上,“是犯罪”、“不认为是犯罪”等表述,实质上隐含了刑事责任的内容。当然,“隐性”的立法表述,在认识论以及司法化层面,也可能存在致命的隐患,削弱刑事责任的独立性。(2)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在第二章第一节中,除了第13条属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从第14条至18条,主要涉及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客观方面等内容。第19条至第20条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这两个条文虽不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容,但也直接涉及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程度问题。总体看,诚如该节名为“犯罪与刑事责任”,以开宗明义的方式,显示了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非常密切。刑事责任之于犯罪构成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但并非法定、必备的构成要件要素。此外,在总则的单位犯罪规定中,《刑法》第30条、第31条也涉及单位主体下的犯罪构成问题,同样规定了刑事责任的问题。(3)在刑罚中的地位。《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是量刑的一般原则之规定。对该规定进行当然解释,要求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刑事责任及其程度。但如同《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并未“直接”明示一样,《刑法》第61条对刑事责任作为量刑根据的“暗示”做法,也成为各方诟病责刑关系在刑事司法中存在“名不副实”现象的根源所在。

   2.总则规定彰显基本功能

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刑事责任”,释放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既涉及理论层面,也涉及司法层面。也即如下几个方面:(1)呼应刑法学的三大基本范畴。刑法总则明确规定“刑事责任”,从立法逻辑与立法效应上,直接使刑事责任的刑法学地位予以“法定化”。也即,刑事责任是总则的基本问题,并贯穿于分则的规定。这从立法上固化了刑事责任的基本范畴之定位,与犯罪、刑罚两大范畴之间保持了“地位平等”的立法逻辑关系。尽管在这方面仍有进步的空间。(2)与犯罪的承接功能。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第一节系“犯罪与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刑事责任与犯罪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该节的条文表述方式,尤其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范表述,充分印证了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存在静态层面的承接关系。行为成立犯罪的,也一般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继而,可以认为,在静态的认识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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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社会》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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