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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民: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更新时间:2022-10-25 18:39:45
作者: 徐志民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敌后战场作战。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贬低甚至否认敌后战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直接对日宣战,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敌后战场 统一战线

  

   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吸引不少中青年学者投身其中,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躲在敌后“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作用。这种罔顾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既无助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更不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凝聚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记述历史,准确把握抗日战争史的主流和本质。故而,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局部抗战时期的敌后斗争,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史实为基础,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 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短短几个小时便侵占沈阳。随之,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进攻,4个多月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日军进攻何以如此迅速?除了日方蓄谋已久外,一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密令东北军各部对日本侵略不予抵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寄望于国联主持公道,结果因日本反对导致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无效”。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将“不抵抗”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仍无意全力抗战。此后,虽有1933年的长城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全力“剿共”和清除异己。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却以徐道邻的名义于1934年12月发表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向日本政府呼吁改善中日关系。1935年5月17日,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而这一“升格”举措的背后,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继续妥协退让。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要么“不抵抗”,要么被动应对,缺乏主动抗战或全力抗战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虽遭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围剿”,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率先擎起抗日大旗。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因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一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二是世界革命的积极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日益高涨,必然推翻或废除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在华殖民权益;三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这些因素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该宣言已蕴含了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意味。因此,中国共产党呼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争取中国民族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事变又通过相关决议,提出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暴动;成立反帝组织,或掌握已有的反帝组织的领导权,开展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在东北的伪军中策划兵变和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几日内,中国共产党从“宣言”到“决议”,率先擎起奋勇抗日的大旗,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受此感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22日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准备抗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强占东三省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后即发布宣言,呼吁上海的工友与民众实行同盟总罢工,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指示各地党部,不要再对国民党任何派别抱任何幻想,要扩大反日宣传,成立反日群众组织,争取第十九路军士兵反日,甚至“绝对不要放弃在日本士兵中的工作”。但是,在英美等国的“斡旋”下,国民政府从3月开始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坚决反对在上海设立所谓“中立区”。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对日宣战,决定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发表宣言,呼吁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随之又颁布一份战争动员训令,即动员工农群众自愿参加红军,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面对贪心不足的日本实施“热河经略计划”和进攻华北,中国共产党不仅搁置政见分歧,而且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郑重宣布,凡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中国独立统一者,红军均愿与之签订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此后多次重申这一共同抗日的主张,既批驳了国民党所造日本向红军提供金钱与军火、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谈判”、“捣乱”抗战后方等谣言,揭穿了蒋介石“抗日剿共并重”“攘外必先安内”的虚假面具,也促使不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10月26日,红军与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共同作战协定。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拟定《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全国人民总动员,成立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号召全国人民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7月,中国共产党派遣红军第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并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号召一切反日的民众拥护北上抗日先遣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或游击战争。

   一边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高度自治”,妄图分裂华北;一边是国民政府与日本围绕“中日亲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长征途中及长征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则坚决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中国其他任何地方,呼吁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无效,要求直接对日作战。为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和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发动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此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支持绥远抗战,号召全国人民支援绥远前线,掀起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爱国热忱。1936年10月长征胜利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暗中联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达成互不侵犯、准军事同盟性质的秘密协定,形成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力量大联合。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无惧自身安危和艰难险阻,坚持北上抗日,成为局部抗战的实际领导者,这一点在其领导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战中体现得尤为直接与明显。

   二、 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研究中所谓“敌后”,往往与“正面”相对应,是故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通常指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对日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4年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后沦入敌手的中国东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敌后”,如此一来,通常意义上的“敌后战场”似乎也不宜限于七七事变以后,而应追溯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在华占领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便派遣党团员深入中国东北各地,团结广大爱国同胞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在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下,大部分东北军退入关内,中国共产党却始终领导并坚持对日作战,成为敌后抗战的主力和领导者。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根据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增兵、换防,日军频繁演习、修筑工事等动向已察觉其侵占“满洲”的企图,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后快速做出反应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第三天即发出“宣言”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奉天市委书记赵毅敏连夜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经19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紧急会议讨论,当天即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印发。该“宣言”也被称为“9·19宣言”,比中共中央的“宣言”早一天,但两者精神一致,都认为这是日本蓄谋已久的阴谋;谴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应动员广大劳苦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反抗日本侵略。20日,中共中央提出立刻组织和发动群众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准备各个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强调满洲省委要向各地派遣干部,尤其应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和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战争与兵变。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开展了反日宣传、工人罢工、农民抗租抗捐等系列斗争,但在中共中央指导下仍以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为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规模并不大,到1932年初仅有1862名党员,即使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到1933年也只有2500多名。加之,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北地区的党员大多未经历南方的“大革命”洗礼,斗争经验相对不足,因而面对日伪的疯狂镇压,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11月21日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委派驻东北代表罗登贤重新组建满洲省委,并于同年底将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至哈尔滨,继续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联合各种抗日力量,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相继派遣200多名党团员和反日组织骨干成员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高涨,促使义勇军人数一度多达30万人。1932年6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部发起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动员民众特别是工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加强领导,打造中心部队,牢牢掌握抗日武装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既把组织和扩大义勇军视为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北各地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也把其看作东北相邻省区和北方各省党组织“第一等的任务”。193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北省委动员唐山矿工、北宁路工人、天津工人,以及沿北宁路的农民加入义勇军,改变东北义勇军的原有成分;选派政治上得力的干部在其中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掌握领导权;强调要大批地派人到热河、辽阳、榆关等地,从事义勇军及其抗日工作,省委要保证与他们的密切联系。可见,中国共产党把与东北临近的河北发展为支持和扩大义勇军的前沿与基地。中共中央强调“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提出必须广泛组织义勇军,特别是工人义勇军,“征调与号召他们到东北战线上去”。在中共北方各省党组织的支持下,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汇集抗日英才,从1932年春到1934年春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18支抗日游击队。如,1932年5月成立的巴彦游击队,于同年11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1932年6月成立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于同年11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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