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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情感主义及其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07-04-01 13:10:48
作者: 周枫 (进入专栏)  

  

   提要:情感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学及其道德状况的一个特征,其意义无论是被褒还是被贬,都必需被我们重视。情感主义的意义在它一方面与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中显示出来。它具有批评道德中的功利化倾向,坚持价值选择的个人自由,辩护价值多元主义,倡导道德宽容,消解过分发达的工具理性的意义。情感主义分离价值与事实招致许多批评,但它却是现代性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无论如何,价值已然失去事实的基础,我们必需面对它。出路不在于寻找新的事实基础,而在于寻求合理的规范,以保护价值多元主义和道德宽容。

   关键词:情感主义,自然主义,合理的,价值倾向

  

   引论

  

   价值有事实的基础吗?抑或价值仅仅是情感的表达?这是一个搅扰了不知多少哲学家思维和神经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与现代性的演绎同步。现代性的天才阐述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在除魅了的现代世界,价值属于个人私有,无客观性可言,任何“主义”都不过是个体价值的表达,不能充当科学来要求人们接受。作为科学的经验理性知识是唯一的知识,而价值被归结为个体偏爱和选择,并最终受制于个人激情、传统、习俗、统治者和先知等等。任何价值都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论证,科学对于任何价值都必须保持中立。[1](pp83-104)当伦理学进入20世纪时,一场旨在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元伦理学运动在英国展开,几乎与在德国的韦伯同时。规范伦理学被搁置,情感主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价值仅仅是情感的表达,目的是唤起听者对表达者所支持的东西的赞许,于是,“主义”之争皆无理据,谁也说服不了谁。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以生活,以安身立命,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情感主义给个人以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同时,给个人载以沉重的自由负担。自由主义的深刻基础是这种情感主义伦理学,以致麦金太尔将情感主义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学及其道德状况的象征。[2](pp31-48)

  

   情感主义的诞生

  

   价值与情感的关系问题直到近代英国才提出来。

   由霍布斯挑起的一场持续百年之久的伦理学大论战,以三种伦理学立场(感觉主义,情感主义,直觉主义)的对立奠定了后来几乎所有伦理学的论争模式。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霍布斯以个人生命的自我保存为根基构筑了一种政治伦理学说。在他看来,人的所有活动都是趋乐避苦的,归根到底在于生命的自保。与后来的洛克、爱尔维修、边沁等不同,而与斯宾诺莎类似,他虽然是感觉主义者,却不是快乐主义者,在他那里,作为人们追求目标的不是快乐,而是生命保存。快乐的感觉促进生命运动,痛苦的感觉阻碍生命运动,它们是爱和憎或欲望和厌恶情感的原因,是人们行为的根据,但不是行为的目的。人们把所欲望的对象视为善的,把所厌恶的对象视为恶的。[3](pp654-658)霍布斯开创了一种以心理学分析界定的人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的先例,从此,把伦理学作为心理学一个部分的自然主义(穆尔意义上的)得以盛行,伦理学被捆绑在诸如快乐、幸福、利益这样一些概念上。

   霍布斯以个体生命的自我保存(心理利己主义)作为人们伦理行为的基础,这引发了剑桥柏拉图学派人物(莫尔、卡德沃斯、昆布兰等人)的不满。作为一个学派的剑桥柏拉图主义并无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他们都批评霍布斯把人类道德行为奠定在过于平庸的与动物性无甚区别的心理基础上。他们认为人类道德行为应该有一种更为高贵的基础,否则人就与动物无别。这一学派观点芜杂,没有突出的、特别的学说,但对后来思想的影响很大,情感主义、直觉主义、功利主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某些渊源。剑桥柏拉图学派对霍布斯的批评又引发洛克、曼德维尔等人对霍布斯观点的辩护。他们坚持霍布斯的心理主义感觉论(经验主义),由此阐发一套快乐主义目的论,后来经法国人的宣传而为边沁继承,发展为功利主义体系。洛克认为,事物之有价值,只是由于人们对之有苦乐感觉,所谓善或恶只是快乐和痛苦本身。对事物的苦乐(善恶)感觉是不可定义的,它们是人们行为的导师,指导人们按照什么方向、以何手段去行为。[3](pp717-720)

   情感主义最初是作为剑桥柏拉图学派的支持者和感觉主义的反对者而出现的。情感主义的创始人沙夫茨伯里以“道德感”立论反对霍布斯和洛克,开创了英国伦理学的新方向。霍布斯和洛克把道德价值归结于人的利害感觉,突出人的自保本能和利己本性,这必然要引发维护人之善良本性的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自保与仁爱,利己与利他,性恶和性善,是当时伦理学争论的主题,这种争论在英国的特殊性是引向对道德心理机制的研究。事物之善恶,行为之正当与否,什么是应该做的,这一切在他们看来取决于人们据以做出道德判断的心灵本然和人性取向。与古典希腊伦理学主流之客观性倾向不同,英国近代伦理学,即使是剑桥柏拉图学派,也都认为道德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为道德而存在。人(性)是道德之为何的根据,也是道德之如何的基础。道德怎样,取决于人(性)是什么样的。如此,我们才看到,近代英国伦理学家为何向内心求索道德。情感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在于它避开了感觉论或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快乐目的论的倾向,把道德奠定在一个具有更多可能性的心理基础上,从而使道德并不仅仅捆绑在人的纯粹物性本能上。这是一种新的人性论,一种对人的新的观点。

   情感主义用于对抗感觉主义的立论是“道德感”和“利害感”的根本不同以致对立,前者根系于人的“内在感官”,而后者系于人的“外在感官”。 所谓“内在感官”,相当于我们所熟悉的“良心”,当时,凡是不满于感觉主义伦理学的伦理学家都会从”良心”(Conscience)这一概念上寻找求助。克拉克的理性直觉主义视良心为一理性判断力,它直接向我们揭示道德真理,这些真理就像数学真理一样是必然的、绝对的、普遍的命题。[4](pp82-87)巴特勒是当时最充分地分析了“良心”这一概念的伦理学家,在他那里,良心是一种道德力,它不仅作出道德判断,而且发出道德命令;不仅提供道德知识,而且责成我们行动。统治和支配是良心这个观念的基本成份,如果良心拥有权力和强力,良心就会绝对的控制世界。[4](pp54-60)这种表述已经非常接近于康德的自律伦理学。情感主义者(沙夫茨伯里、哈奇森等)的所谓“内在感官”或“道德感”与良心的功能是一致的,即进行道德判断,所不同的是,前者纯粹通过赞许和谴责、敬仰和厌恶的情感表达来作出道德判断,未给理性留下在道德中起作用的位置。诉诸道德感,不仅使情感主义与直觉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与感觉主义区别开来。道德感与利害无关,不为利益考虑所左右,它就像眼睛感知光明和黑暗一样感知德性和邪恶。[5](p25)哈奇森尤其强调人所具有的仁爱情感,这是一种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天然情感,一种出自于对他人绝对善的意图和动机。[4](pp199-202)

   情感主义的初始动机是批判感觉论或快乐主义,但是,到休谟那里,情感主义的重心转向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与快乐主义握手言和,以致休谟成为功利主义的真正先驱。情感主义的真正对手是理性主义,这在休谟那里才开始意识到。正是休谟,消解了价值与事实的传统同一关系,把价值置于无所依凭状态,从而为个人的选择自由打开大门。情感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它为价值选择作个人主义的辩护,而第一步就是将价值的根据从理性上挪开,把它移向人的内心情感。“你如果只是继续考究对象,你就完全看不到恶。除非等到你反省自己内心,感到自己心中对那种行为发生一种谴责的情绪,你永远也不能发现恶。”[6](p509)休谟由此得出结论说:价值“就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对象之内。” [6](p509)如果你对对象没有产生快乐或不快乐的情绪,从而去赞成或谴责对象,对象自身就不会有任何价值。“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6](p510)

   休谟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者,因为他关于“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相区分的论点成为现代性讨论的深刻背景,也是元伦理学的中心论题。

  

   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

  

   1903年,穆尔发表《伦理学原理》,矛头直指以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伦理学,实际上,其批评锋头指向的是所有将价值建立于事实基础上的规范伦理学。在他看来,价值(善)既不是一种心理事实(如快乐等),也不是一种社会事实(如进化等),更不是一种形而上实在,而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直觉物。价值语词(“善的”)并不描述任何自然性质,而仅仅代表着一种非自然属性。他将伦理学研究转向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的分析,从而开创了一个元伦理学研究的时代。

   将善(价值)与自然性质(事实)相分离,为情感主义在元伦理学中的复兴提供了可能。作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艾耶尔等人纷纷加入元伦理学行列,解构价值建立于事实基础上的传统规范伦理学。但是,他们同时又把矛头指向穆尔的直觉主义,而提倡休谟的情感主义,否定价值语词有任何所指,无论自然性质还是非自然性质。价值仅仅是情感的表达,目的是唤起对方的支持。于是,进行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个诉诸理性要求对方遵循的过程,而是一个诉诸情感打动对方、赢取对方的过程。各种价值的竞争被情感主义突显出来,道德或价值争论变成一个宣传、说服、劝导的问题。既然价值最终没有事实根据,价值之争也就失去了合理性。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价值多元主义(韦伯所谓的“诸神竞争”)状况的描述,同时,又是对这个现代性特征的辩护。

   情感主义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这就等于否定了建立伦理规范的可能性。但是,情感主义的这种非规范立场并非反对规范,因为规范肯定存在,否则人们的生活无以为据。其非规范性是指,伦理学所作出的一切规范皆不具有确定的根据。可是,我们未必要按照绝对确定性的道德根据来生活,正如休谟指出的:“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传统等会给我们提供规范。按照情感主义的立场,我们会得出结论:规范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形成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规范立于生活及其传统中,不是偶然的,也许恰是非规范伦理学问题所致的走向。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拒绝,对休谟以来苏格兰启蒙派的继承,也可能与元伦理学的非规范立场有关。但是,情感主义的本义并非如此,它并非为传统和习俗规范辩护,而是为道德宽容辩护,为价值多元主义辩护。这种非规范的立场恰恰引致后来规范伦理学的复归。罗尔斯指出,善之不能定义不等于正当是不能定义的:对正当性或正义规范可以进行合理的论证,其内涵是可规定的。这就复归了康德的传统,既走向对元伦理学的超越,又走向了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1944年斯蒂文森以《伦理学与语言》一书加盟到情感主义阵营中来,该书无疑是情感主义的经典之作。作为一个温和的情感主义者,斯蒂文森并不否认价值对事实及其认识的某种程度的依赖,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价值的极端情感主义观点,致力于结合事实来考察价值,但是他认为,价值归根到底不由事实决定,因此,我们关于价值的争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该书对价值语词的情感用法和描述用法,对价值语词的情感意义与描述意义的关系,总之,对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作了条分缕析,堪称道德语言分析的范本。

斯蒂文森声称他不否认规范伦理学的可能性,他只是要人们注意语言的情感用法,任何伦理规范的维护者如果对自己的认识基础或事实根据抱有天真的幻想,以为真理必胜,而不去捍卫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而战,那么它就有可能在某一天被谬误击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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