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晏扩明: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的人道主义——布洛赫道德哲学的历程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2-10-22 21:07:54
作者: 晏扩明  

  

   提要:恩斯特·布洛赫是20世纪以来德国最富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希望的哲学、一种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在实践中改变这个非正义的世界,才是未来乌托邦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弥赛亚”的变革及其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还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来从事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的现实化,抑或是在追溯天赋人权时对尊严、道德和自然法的人道主义阐明,无一不彰显了布洛赫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哲学,以及他对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伦理价值问题上的固有论述方式,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将人道主义理想视为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道德形式,并将之置于希望的乌托邦之中,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导引作用。

  

   “马克思一定要坚持人类的价值概念”,“与无产阶级有关的立场使得马克思转向因果的、具体的社会问题即真正转向(从基础开始)人道主义”[1],这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基础理解。对此,无论是《乌托邦的精神》(1914-1917)、《希望的哲学》(原书名为《更美好生活的梦》,1942-1949),还是《自然法与人的尊严》(又译为《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1961),都体现了布洛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求索。在人道主义的层面,布洛赫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要表达的是一种“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 begriffene Hoffnung),关注的是人的自身价值,即人“将拥有明天的良知,未来的党性,希望的知识”[2]。他的乌托邦精神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影响,在宗教和资本批判的基础上否定了作为救世主形象出现的“弥赛亚”,建构起世俗化的乌托邦哲学,并最终指向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人,以及面向未来他者的美好世界。

   一、《乌托邦的精神》与革命的自我救赎

   《乌托邦的精神》成书于一战期间,是布洛赫首部成熟的哲学著作。在这里,布洛赫将乌托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展开了对宗教弥赛亚主义的现实性批判。他立足人的自身价值,提出希望哲学所具有的革命的自我救赎。虽然该书开篇随处可见对现实的社会的悲观词汇,如“没有作为”“没有远见”“没有目的”“没有绝对的良心”等,但是如果凭此便把悲观和绝望理解为该书的主旋律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负面的思绪是布洛赫在书中所要直面和超越的对象,他渴望哲学走向一个新的起点,走向“一个永恒的目标、一个礼物、一种良心和一个救赎”[3]。该书对现代哲学道路进行探索和求证:在已然远离基督和宗教精神的现代社会,人们该如何自处,以免于“永恒的死亡”(eternal death)?布洛赫没有回避宗教的“弥赛亚”精神,而是有效地从中汲取乌托邦的精神营养,把“弥赛亚”精神中不可触知、不可见及的他者转化为人们始终等待的超越性和可能性,这便是现实的乌托邦精神的化身,是促使人思考尚未解决的生存疑难和生命意义之所在。对此,布洛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在实践中改变这个非正义的世界,才是未来乌托邦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换言之,乌托邦的精神是作为改变现实的非正义世界的“趋势”(Tendenz)和“潜势”(Latenz),是一种萌芽性存在。

   布洛赫敏锐地意识到,战争所映射的是现代文明在面对人类自身未来发展时的恐慌与无力,与此同时,外在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道德批判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的问题。对此,他对欧洲文明的危机作出的末世论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受到时代的影响,也是他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危机的直观洞察。虽然布洛赫曾多次将对乌托邦的道德追求比喻为“弥赛亚”的现实实现,但与克尔凯郭尔不同,他并不赞同人的道德与爱仅仅通过宗教和上帝才得以最终敞开。相反,他认为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无需缅怀过去的宗教,而是需要关心未来和自我救赎。在这一立论基础上,布洛赫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改变宗教分析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乌托邦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弥赛亚式的救赎提供世俗化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指引下,指出救赎不再是由弥赛亚完成的天启,而是把人的力量置于实践的中心。

   首先,马克思主义追寻的是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通过劳动创造历史以及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历史。这被布洛赫巧妙地融合进他的乌托邦思想中。作为潜移默化的思想萌芽,乌托邦精神的现实化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观视为一条人类自身能够真正打开和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有效方式,其理应也成为实现人道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的现实方式。人的现实的根本处境已然濒临绝望的边缘,包括良心在内的一切人类的道德都俨然只是虚假的外壳,唯有彻底打破现有的存在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乌托邦的道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在革命行动中只有让受压迫的劳动者主动站出来,捍卫自身的正当利益,才符合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需要出发来完成对乌托邦的追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最终所声称的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才是最强大的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布洛赫始终坚信对于乌托邦的人的自我实现而言,“所有重要的事情始终只是下一步”[4]。

   同时,从唯物史观出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乌托邦道路上的必然环节。如此,“作为革命阶级利益的意志在道德上已经很容易定义”[5],道德本身就体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掉的人类对幸福的共同追求的意志之中,体现为人们为了实现最终的乌托邦必然需要诉诸革命的良知。这种良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德宣讲,而是切实地体现为追求乌托邦世界的真正行动和动机。与弗洛伊德的“不再意识”不同,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表现出一种“尚未意识”。这种“尚未意识”既没有对人们道德理想的抛弃,也不应当成为人们追求道德生活的阻碍,它只是阶段性地表现出来的道德诉求。正是“尚未意识”的创造性和可能性,才彰显了事物和思想的发展不会被禁锢。

   此外,人终将面对的死亡,人的存在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可以通过革命的形式,使个体的有限性进入作为人类整体的无限性中,亦即通过参与革命能够使个体融入整体而完成对乌托邦的追求。借由这种整体性的解决方式,人的现实存在被布洛赫还原为人道主义中人的价值存在,因此死亡不能消解人的存在价值。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对客观历史的科学主义解释,必须发挥人作为存在的主动创造历史条件的意义,否则便无法在乌托邦的价值层面上实现清醒的认识。

   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存在大量的宗教语言和黑格尔主义式的表述,布洛赫毫不掩饰其对终极自由和绝对善的追求,但他既没有将人的自我实现抛给上帝,也没有抽象地把人的自我实现理解为绝对精神,而是主张人道主义的自我救赎。布洛赫始终在理论上承认乌托邦精神的“趋势”特性,这种承认没有脱离现实的实践活动;与此相应,关于如何实现乌托邦精神,他一再强调的是现实的维度和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在道德立场上带有一种强烈的以暴制暴的侠士色彩,认为“统治和权力本身是邪恶的,但是只要权力无法以其他方式被销毁,那么就必须要以权力来面对权力,正如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手握左轮手枪是绝对必要的”[6]。这是他在《乌托邦的精神》中肯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进一步促使他在写作《乌托邦的精神》之后的一段时期(包括在整个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都坚持成为苏联的支持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洛赫赞同苏联一系列的执政政策。他始终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支持苏联便意味着支持法西斯,支持苏联只是在支持一种现实可行的、具有时效性的乌托邦道路。可见,布洛赫的道德立场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特点,他们在面对具体实践的道德选择时,更偏向于从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历史的整体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作出最终判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问题上,布洛赫始终否认自己是一个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7]

   虽然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克海默)把乌托邦理解为一种与现实完全无涉的超前意识,但布洛赫始终坚信乌托邦的精神对现实的社会变革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在后来的《自由与秩序》中,乌托邦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为否定现存国家制度、废除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的理念诉求,体现在人道主义的实践上则是实现对人性的道德追求的具体途径。

   二、“希望”与“现实的人道主义”

   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尤其是1923年再版时附加的《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天启》[8]一文,可以看到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意义上的挖掘。而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直接将他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连结在一起,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与人道主义理想的结合,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定义为“现实的人道主义”(real humanism)。他把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对于资本主义“虚假的道德”的有关描述说成是“修辞化的道德”,并指出“诚然,与主观上的和修辞上的道德化不同,马克思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革命的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意识到任何的理想,而只需要拥有解放现实社会的倾向”,因此,“就其对适当的倾向和潜在的、理想的内容所进行的介入而言,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具体的乌托邦是同义的”。[9]

   相较于《乌托邦的精神》,《希望的原理》更深入、广泛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通过劳动和实践来从事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的现实化。要区分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现实化绝对不是实用主义的,虽然实用主义在表面上承认实践的效用,它更多的是对真理、德性的蔑视以及将一切都看作是可利用的对象。“在道德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务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目标是人性的。”[10]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既没有反实践的特性,也没有拒绝道德思想本身的意义,“在马克思那里,某种思想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思想是正确的,它才是有用的”[11]。

   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更加深入的理解,布洛赫不再像写作《乌托邦的精神》时一样,只是一味地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实现具体的乌托邦的重要意义,而是更加柔和地以现实的社会实践来加以表述,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之前,实践概念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概念,完全区别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说”[12]。布洛赫认为,在马克思之前的学者将理论视为可以自证自身的,无需实践的参与;马克思则相反,认为理论和实践是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转变的。这为布洛赫将人道主义的乌托邦追求纳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其意义在于戳破了这样的事实,即:缺乏实践的人道主义道德空谈是没有意义的,一切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终归会被“艰苦的实验性的劳动”[13]所检验,人道主义的现实性就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换言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体现在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与现实的劳动实践相统一之上。

就这种现实的劳动本身而言,其在资本主义社会披上了太多意识形态化的虚假“道德”外衣。与古代奴隶制社会或封建农奴制社会直接将劳动者视为卑微的被统治者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反而变得十分“尊贵”,正如那些十分杰出的劳动者的劳动精神被资本家们奉为匠人精神。实际上,类似的说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渲染,它不过是资本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的人们追逐利润的动力表现,“这种动力在道德上表现为所谓‘劳动风俗’(Arbeitethos)”,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不仅代替了贵族阶层的闲暇生活,而且代替了安闲的、有学问的僧侣们的沉思冥想的生活”[14]。这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骗局,陷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现实中被剥削的首要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337.html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