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革

更新时间:2022-10-21 13:55:52
作者: 张维迎 (进入专栏)  

   重新注意古典经济学优秀思想

  

   最近,我看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东西,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概念,叫辉格主义,说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东西要比昨天的东西更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不需要看很老的东西,只要看最近发表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辉格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科学并不总是在直线进步,科学经常走弯路。例如,日心说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来了,但是一直得不到承认,托勒密的地心说却统治了世界1500多年,直到哥白尼于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说明科学进步是相对的。

  

   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有200多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也走了好多弯路。也就是说,后来出现的经济学理论不一定比亚当·斯密那个时候的古典经济学更正确、更深刻。最近,我一直在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从某些方面看是进步的,但总体看可能是一个倒退。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理论,跟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相比较,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所以,我建议,学经济学的人有时候要回过头来重新注意古典的东西,要从这些古典的东西中寻找理解我们现在问题的非常杰出的思想。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些数据模型,但就我所知,在现在的经济学家里边,真正突破亚当·斯密的人少之又少。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本质与原因。我们后来的经济学变成了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均衡,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进步和变革,我们把很多注意力转移到了不太重要的地方。

  

   从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年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长达15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翻了一番。而过去的200年,人类的年技术进步率平均是1.5%,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过去200年的进步比过去几千年的进步大得多?这就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想回答的问题。

  

   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自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样,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进步就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国民财富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规模……如此循环不断,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

  

   在远古时代,技术的传播很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则更慢。石器时代持续了200多万年,而考古发现则显示,1万多年前世界各地使用的石器没有多大区别。从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后,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有所加快,但仍然很慢。我们知道,公元100年左右中国汉代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造纸技术是在公元751年的唐朝才传到伊斯兰世界的,又过了二三百年才传到欧洲。这种传播还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当时唐朝和大食军队发生了战争,一部分唐朝士兵被俘虏了,俘虏中一些人会造纸,于是造纸技术才传到那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伊斯兰世界,花了650多年的时间。但在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技术传播的速度更快。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赶不上技术传播的速度,一种新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全世界马上就开始应用,给人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无论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是技术传播的速度,其实都是一个市场全球化的过程。

  

   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尽管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钱”,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名”,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权”,还有人认为幸福是“我自得其乐”,但不论哪种说法,大家都在追求幸福。

  

   人们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盗、抢劫、打仗,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然后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这叫市场的逻辑。

  

   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逻辑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征服是强盗的逻辑,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欧盟的形成则同样基于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的逻辑的过程,因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甚至在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够真正创造财富。在过去200多年中,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替代了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

  

   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企图用强盗的逻辑来改善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最终失败,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转向了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成了经济强国。

  

   市场的逻辑的基础:自由和私人产权

  

   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收入,首先必须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只有你让消费者感到幸福,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你想持续地当一个老板,你的员工不幸福,你就不可能幸福。同样,老板不幸福,员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场经济是让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冲动,变成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体制。在市场当中,好坏不是由自己说的,而是由别人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理解为为消费者创造幸福的竞争,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多幸福,谁就能够扩大市场,最后赢得利润。

  

   为什么市场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自由和产权。在市场当中,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人买什么,只有这个人愿意,他才会出这个价格,而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多于他所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市场不可能运行。甚至可以说,自由和市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度的尊重。这个产权制度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人权、知识产权。如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过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

  

   这个结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世界上只有一类组织,可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这就是政府。政府获取收益的办法是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因为政府有一个强制的征税权力。所以,尽管我们理论上讲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收的税一定不高于它为人民服务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现实中,政府收的税经常超出它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比如,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的服务可能只值80元。对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企业只能通过价格交换来获得收益。

  

   我们还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某一个企业,如生产矿泉水的企业,得到政府的特许向全国人民征税。政府授予这个企业这样的权利,前提是要这个企业保证为社会供应矿泉水。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矿泉水企业每年向我们征税,但给我们提供的矿泉水却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糟,最后我们可能没水喝。企业和政府这两种组织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要创造价值,另一个不一定创造价值。如果政府有无限征税的权力,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约束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主政治,预算约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如何约束政府征税的权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自由放任与无为而治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是西方人的思想,中国自古缺乏市场的理念。这个看法是有偏颇的。

  

   看一下中国古代,我认为,老子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形成或许与老子有关。亚当·斯密在当苏格兰一位公爵的家庭老师的时候,跟主人到法国待了近两年。这期间,他遇到了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并与其有过交流。亚当·斯密的思想无疑受到了魁奈的影响,而魁奈的思想则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包括老子、孔子等人思想的影响。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完全可以概括我所讲的市场的逻辑。

  

   当然,老子并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的概念。西汉的司马迁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他的《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好的宣传市场经济的文章。这里边谈到,人的本性是在追求财富、追求幸福,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农工商虞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财富就会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滚滚而来。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好多现象,不是真正顺应市场规律的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竞争,而是政府与民争利。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国有企业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组织,自从有了国家以后就有国有企业。当然,古代的企业概念跟现在的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多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站在全球主义的角度看,以“欧洲中心主义”方式解释现在的好多东西,是有问题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是未开放的,是野蛮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学的,是专制主义的。这些概念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重新思考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

  

   古代连坐制与现在的连带责任

  

亚当·斯密讲道,市场的范围(规模)很重要,如果市场很小的话,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比如,在农村里,很少有专业的理发师,如果有的话,理发师也会将所有与理发相关的事情一个人都做了。但在城市里,理发是一个分工细致的事情,有人专门负责洗头,有人专门负责剪发。再比如,城里的洗脚行业,端水的和洗脚的不是同一个人,与剪趾甲的也不是同一个人,掏耳朵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分工细致以后才能做得比较优秀。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31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