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洋 刘守英:对话制度与发展

更新时间:2022-10-21 13:46:11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刘守英 (进入专栏)  

   本文根据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先后发表的演讲并在《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主持下开展的圆桌对话整理,转载自“北大国发院”。

  

   以下内容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的缘起。

  

   这本书是《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一书的修订再版。1998年我博士毕业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与当代学术大师的对话”丛书,编辑谢雪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对话”一书。我当时非常犹豫,毕竟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一本书,需要很大的决心。

  

   后来我为什么答应写这本书?源于一个心结。我在读博期间的专业是制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我到世界银行应聘,当时的主考官问了我很多新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我答不出来,自然也没能获得这份工作。我有些不服气,从此有了一个心结,希望能把新制度经济学弄懂弄通。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也专门去拜访了诺斯老先生,终于写成这本书。屈指一算,距今已有近20年。如今在贝页图书的策划下,文汇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定名《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大体保留了前一版本的主要内容,也做了一些修订,比如删除了一些章节,增加了诺斯老先生晚期两本书的内容。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新制度经济学慢慢演化成了新政治经济学,这部分内容也做了新增。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二是中国的实践;三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诺斯后期的观点不如前期的观点有弹性,如果诺斯有机会仔细研究中国的实践,恐怕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该如何总结中国?如何贡献自己的思想?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1.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

  

   诺斯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经济学家。他在48岁之前主要研究经济史,48岁之后才转向制度研究。诺斯之所以转变研究方向,主要是因为他在访问欧洲的过程中发现制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开篇,诺斯开宗明义地阐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诺斯这句话?在我看来,今天人们谈论的所谓“经济增长的动力”,基本都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生元素。比如我们常说储蓄、投资、教育很重要,但中长期来看,这些都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比如大家都公认“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实际上如果一地的经济水平很低,其教育水平也不可能高。因此这是一组内生的变量。

  

   诺斯通过研究欧洲经济史,发现了一个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制度。随后,诺斯尝试用制度来解释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把经济学研究一下子推到了一个新领域。事实上诺斯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已经远超经济学范畴,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也产生巨大影响。诺斯也是极少数影响力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早期的思想脉络很清楚,就是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对经济的作用。他研究的第一个命题是“产权是重要的”。基于其在欧洲的经验,诺斯认为欧洲的兴起主要就是由于建立了产权。如果他有机会研究中国的话,恐怕要修改结论。

  

   中国私有产权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北宋。唐朝还有类似“井田制”的做法,即政府掌握了一些公地,给老百姓分。北宋时政府对土地管得很少,甚至像兼并这一类的事情也很少过问,几乎就是土地私有。如果说土地产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那从北宋开始,这一动力就已经开始发力。诺斯研究的是欧洲的中世纪,那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相当于我们东周的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土地还是公有,或者叫三田制。农奴或半农奴给领主们打工,土地属于领主。后来欧洲暴发黑死病,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劳动力价格随之上升。这样一来,土地越发变得私有化,因为农奴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以上是诺斯给出的解释。

  

   诺斯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宪政的作用。他和合作者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把原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可信承诺”,移植到制度研究领域,用“可信承诺”来研究英国光荣革命后产生的制度。在诺斯看来,英国光荣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完成了“可信承诺”。比如《权利法案》的实施让英国国王失去了很多权力,但在让渡权力之后,国王的借款能力反而大增。英国用这些借来的钱打仗,构造出一个现代的英国。诺斯认为,英国国王把一部分权力,比如借款和同意的权力让渡给议会,这意味着国王做出了“可信承诺”,即“我让你们来决定!看看我这个提议是否可信。”议会里都是有钱人,国王实际上就是在向议会议员们借钱,这是诺斯的早期研究成果。当然,诺斯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今天我不再细说。在我看来,诺斯对今天最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关于土地产权和可信承诺的研究。

  

   诺斯在晚期还写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暴力与社会秩序》,他和合作者提出用秩序(social order)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诺斯和他的合作者希望构造一种新的诠释,核心概念就是秩序。诺斯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设法克服暴力、控制暴力,然后建立起秩序。起先建立的秩序是限制性秩序。这容易理解,因为要控制暴力,很容易想到的首先是限制权利。但这不是一个好的秩序,好的秩序是开放性秩序。在诺斯看来,一个国家必须要过渡到开放性秩序才能获得发展。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的前言,诺斯认为中国还处于限制性秩序阶段,但与此同时他又似乎认为中国是成功的。诺斯也承认,他的专业并非研究中国,或许值得中国人接下去研究,将来可能打破这套理论。但诺斯并不希望其理论仅被用于解释欧洲,他的一位合作者曾在世行供职,因此诺斯也曾尝试把这套理论用到非洲,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用他们的理论来指导那里的制度变革。不过看起来该理论似乎更适合解释欧洲。

  

   诺斯的理论使用的工具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难以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诺斯不懂博弈论,这是他无法研究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早期做过一些博弈论工作,后来是阿西莫格鲁把博弈论方法发扬光大。他用动态博弈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这是其主要学术贡献。但从思想层面来说,阿西莫格鲁没有太多理论创新。他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诺斯早就说过。后来他和罗宾逊提出包容性制度和排他性制度,这与诺斯所说的开放性制度和限制性制度基本一致。我曾与诺斯讨论过这个问题,诺斯表示自己已老,对于其他学者的模仿行为也不去管了。阿西莫格鲁当然很有名,我觉得他的奋斗目标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他能否如愿以偿?这要看世人如何评价他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阿西莫格鲁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贡献,而非思想层面的贡献;在思想层面,他基本上是在重复诺斯的主要思想。

  

2.中国的实践

  

   我认为中国的实践既不符合诺斯的制度两分法,也不符合阿西莫格鲁的两分法。换句话说,中国的实践既不是开放vs限制,也不是包容vs排他。中国的实践是让这个两分法失效的案例。

  

   回顾一下改革的历程,中国的实践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地模糊制度,而不是把它搞清楚。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我们去乡镇企业调研,企业老板认为企业说到底是自己的,只不过在乡里戴了顶“红帽子”,因为那时候政策不允许私人办企业。不过乡政府则认为企业是乡里的。在实际操作中,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但却都在有意模糊这个概念,因为只要能把事情做了就行。很明显,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的两分法在这里失灵了。这种情况是包容性还是排他性?诺斯可能会说,这至少是一个限制性进入的秩序,前面说过,他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实践是一种限制性的制度或秩序。

  

   然而中国的实践成功了。我们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多年积累,付出了较小的牺牲改革了制度。相比之下,苏联和东欧那种快速地、一清二白地过渡到所谓开放性秩序的方法,成本极为高昂。

  

   我认为诺斯提出的二分法最终没有逃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范畴。无论是诺斯还是阿西莫格鲁,他们的倾向很明显——开放性的制度优于限制性的制度,包容性制度优于排他性制度。诺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明确表示,从限制性制度转化到开放性制度,这是一个直线进步的过程,那些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主要因为它们还停留在限制性制度阶段。

  

   我认为这种分法有很大的问题。好多发展中国家所谓的限制性秩序,比如劳动用工制度都是殖民者的遗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印度有很多法律都源于殖民者,现在印度也在考虑改掉这些法律,这一过程显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混杂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大笔一挥的两分法会遮盖很多有用的东西,也会阻碍知识的获取和进步。

  

   按照两分法的逻辑,肯定是开放的政治制度更好,包容性的制度更好。什么叫开放的制度?就是完全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听起来好像很有感召力,但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特朗普犹如一匹黑马杀入政坛,但他却不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这足以引起反思,从中国的角度,特别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实践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抽象的政治平等也许是一剂毒药。

  

   西方的政治哲学从来不谈层级,只提等级,而等级是受批判的。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就是一个推翻等级制度的过程。然而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果不存在一定的政治层级是不可能的。除了小国寡民,比如只有几千雅典自由民的古雅典,喊一嗓子大家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可能实施直接民主。除此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因此治理国家所以必须要有政治层级。

  

然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没有为层级做出辩护。我们的儒家理论则不然,儒家相信每个人的天资不同,努力程度也不同,最终,有些人更加符合圣人的标准,有些人则距离圣人的标准相去甚远。很明显,前者更应身居高位,管理更大的事务。这就是选贤任能。所以在中国古代,选贤任能是个宪法原则。不符合某一层级资质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31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