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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雄:共同富裕思想索源及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更新时间:2022-10-20 17:13:57
作者: 杜志雄  

  

   摘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看,共同富裕及其内涵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文化再到多维度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渐进性地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形成。新时期共同富裕的推进,以防止返贫致贫为前提,以缩小收入差距为基础,以提升民生福祉为进路。但也应看到,我国还面临基础性分配制度体系亟待构建、“先富”带“后富”的局限及农村集体经济弱化等现实困境。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构建和优化基础性分配制度体系、夯实集体经济基础性地位、促进带动效果全面提升。

   关键词:共同富裕;内涵演化;战略演进;农民;农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促进共同富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如期全面完成,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继续强调“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同时,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要求,从而明确了新时期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党中央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以“两个发展”为前提,以“多维度理解”和“多阶段推动”共同富裕为原则,立足现实探索具体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深化和拓展。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还是农业占主导的时代即提出共同富裕思想,那时候的出发点主要是促进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富裕。但现实地看,随着我国实现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变,在城乡社会经济、人口结构都发生重大变革和城大于乡的前提下,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别是人群指向更加丰富。尽管城市居民之间及农民之间在共同富裕之路上也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但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则主要转向了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共同富裕。因此,本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到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艰难探索,在进一步厘清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堵点,进而探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与延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看,我们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关注并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1921年,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共同富裕作出了一个初步判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从这个论断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实现物质财富的满足视角指出了“共同富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提出。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探索还主要是思想和目标层面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则更多是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践路径等层面展开的。

   (一)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由“物质”向“物质—精神”横向拓展

   整体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是一个经济上以农业为主、社会结构上以农民为主的“乡土中国”。这一时期,党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1953年,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同时也明确了党在农村中开展工作的目的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具体解释,即逐步的共同富裕就是使“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使“粮食和工业原料”逐步充足。这表明,除物质财富水平外,经济发展水平也成为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之一。1963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谈及中农问题时指出:“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在这里,生活水平同样成为评判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至此,衡量共同富裕已不仅限于物质财富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指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从而把生活水平进一步明确为物质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

   (二)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向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纵向拓展

   党中央在将共同富裕明确为高标准的小康社会的同时,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是消除贫困。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小康社会的标准作出明确阐述,即“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细化了小康社会的标准: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也被提出。199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提出,“从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〇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可见,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的认识逐步向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纵向拓展。

   (三)对共同富裕内涵认识的多维度拓展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城大于乡”的“城乡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多维度拓展,并把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放在了乡村弱势群体上。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如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于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期目标进行了系统阐述,即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全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既明确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并将其具体化为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项目,也表明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也指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这表明我国将迎来由脱贫向振兴的历史性重大转变,并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并进一步强调了“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可见,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从横向维度看,主要指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具体包括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项目。从纵向维度看,由于经历了由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向实现乡村振兴的不同阶段转化,共同富裕不仅仅只停留在“消除贫困”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实现振兴”,因而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出发,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上述对共同富裕思想内涵、关注重点的梳理表明,我们党始终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度、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高度、涵盖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的广度和重视全部弱势群体及聚焦乡村的宽度来推进共同富裕。

   二、促进共同富裕的策略演进

   (一)渐进性推进共同富裕策略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制定了一条通过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进而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推进路径,并且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自“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全面推行后,在利益分配方面,忽视了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劳动差异,过分强调分配结果的均等,给“平均主义”贴上了“共同富裕”的标签, “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从而造成“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之实行“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判断——“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表明,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性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为此提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渐进性战略,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富”。2021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再次明确了渐进性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他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二)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

1.以防止返贫致贫为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重大战略之下全党、全国各方面不懈努力取得的全面减贫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有效的“中国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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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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