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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日建交50年回顾、思考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2-10-17 00:36:13
作者: 徐梅  

   摘要: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两国经贸关系开始步入正常轨道。特别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日本对华投资惠及两国企业和国民,促进了各自经济增长。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经贸秩序深刻变革、中美博弈加剧、新冠疫情突发和持续、俄乌冲突爆发的新形势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快,日本也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其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一些变化和动向。面向未来,中日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妥善解决投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新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日本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

  

   作者简介: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现代日本经济》2022年第5期

   进入2022年,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俄乌冲突爆发,国际经贸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各国和地区进一步加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日本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作为首个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日本的对华投资政策及动向广受关注。本文将回顾中日建交50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历程,探讨日本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展望日本对华投资走向,以促进新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

  

   一、 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日经贸关系主要限于民间贸易往来,双方先后签署了4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LT贸易协定(1)。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从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逐步发展扩大。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尝试奠基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制造业大企业开始尝试对华直接投资。1981年,日立在华设立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1983年三洋在华建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摸索中前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贸易逆差急剧扩大、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85年9月美国促使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1984年度,日元兑美元汇率平均为244.2日元,1986年度上升到159.8日元,1988年度进一步升至128.3日元[1]。

  

   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下降,加之其国内规制较多、运营成本较高、市场趋于饱和,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此时的中国开放不久,不仅国内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低,市场庞大,与日本地理位置临近,而且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于是,中国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对象,日本制造业出现首轮对华投资热。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经济特区,规模比较有限,1979—1990年实际投入累计额为29.9亿美元,但因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均处于摸索阶段,其占比达到14.5%。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日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日本企业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投资热。1991—199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年均约40%的速度增长,1995年的实际投入额增加到31.1亿美元,超过1990年时的累计额。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带动了日本对华机械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出口和“逆进口”,促进了双边贸易增长。1996年,中日货物贸易额达到624.3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了一倍左右[2],远远高于两国建交时的约11亿美元[3]。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企业收益减少,日企对华直接投资有所回落,2000年实际投入额为29.2亿美元(参见表1)。

  

  

   (三)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张深化时期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国内营商环境日益改善,日本企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再次掀起对华投资热潮。如表1所示,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65.3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约1.2倍,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从7.2%上升到9.0%。受日本对华投资前期增长过快、中方调整外资政策、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国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201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回落至40.8亿美元,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亦下降到3.6%。

  

   随着中国服务业市场不断开放、经济结构转型,跨国企业调整对华投资战略,日本对华机械、电子、相关零部件等制造业以及金融、咨询、研发等服务业投资趋增,一些大企业相继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推进生产经营现地化。由于投资与贸易存在互动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展深化,促进了中日贸易增长。2002年,中日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2006年跨越2 000亿美元[4]。到2010年,中日货物贸易额达到3 018.9亿美元,对华贸易约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5[5],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对日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0%,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6]。

  

   (四)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波动调整时期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突发并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导致日本国内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部分供应链断裂等现象。同年下半年,泰国北部洪灾给在泰拥有大量投资的日本汽车、电子产业供应链造成冲击。日本企业投资开始更多地考虑国内地理环境、自然灾害等因素,着力简化产业链供应链环节,促进海外生产、营销网络多元化。在此情况下,中国成为日企投资的重要选择对象。从表1中可见,201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创下73.5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回升至6.1%。

  

   遗憾的是,2012年9月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边经贸合作陷入低迷。201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减少到43.3亿美元,2016年进一步降至31.0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的40%左右,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占比亦连续走低,2016年为2.3%。当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政治因素外,也受到中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竞争激烈以及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下日元贬值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日本在2015年仍成为第一个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达到1 000亿美元的国家[7]。

  

   2017年春季以后,中日关系逐步向好,双方经贸合作回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止跌企稳,2018年实际投入额为38.0亿美元,同比增长16.5%,中日货物贸易也重返3 000亿美元以上[4]。随着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中美相互大范围加征关税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和蔓延,全球经贸活动放缓。2019—202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同比减少,2020年降至33.7亿美元,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为2.3%,至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为1 190.7亿美元[8]。进入2021年,疫情持续下国际市场需求不振,而中国经济增长8.1%,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39.1亿美元,同比增长16.0%,但如果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幅相比较,其占比并未提升。可见,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波动中调整,2014年以后实际投入额徘徊在30亿~40亿美元(见表1)。

  

   纵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每一轮日本对华投资热,都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分不开。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21世纪初WTO的加入,有力促进了日企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展。其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带动了中日贸易增长,促进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就业,同时也使日本企业构建起更加完备的海外生产网络、积累丰富的国际市场营销经验、提高国际化运营水平。其三,日本率先成为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表明中日两国之间已形成密切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中国是日本企业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其四,随着日企在华业务的深化、现地采购率的提高以及“地产地销”模式的发展,一些供应链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贸易来完成,未来中日贸易在量上的增长空间有限,但这并不意味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减弱。

  

   二、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中日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根据近年来中国日本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针对拥有海外业务的日本企业展开的调查结果,日企对华直接投资及在华经营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在法规制度和行政管理方面,在华日企反馈最多的意见是:中国法规政策不透明且变化快,地方之间规章不统一,政府审批和认证手续繁琐,业务办理时间较长。比如,中国日本商会征集的在华日企意见包括:《出口管制法》(“再出口”“视同出口”“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等)、《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自主申报的必要范围”等)、《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采取歧视性措施”等)、《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何种情况下适用等判断标准)等法规中的一些概念和标准不够具体和明确;企业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行贸易活动时,出现与协定条文相矛盾或条文中没有的要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所规定的行业范围、对象、执行标准在不同城市有所不同,企业难以对相关项目的影响作出预判和规划。随着互联网、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的制度性保障越来越成为日企的一大诉求。

  

在对外开放方面,日本企业希望中国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在一些领域放松对外资的规制,如取消或放宽对烟草、药品、书籍等零售业经营限制,对线上音乐发行、数据中心、云服务等电信增值业务及外国企业和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制作、流通、销售、外汇汇款等减少限制,更多地采用国际规则和标准。在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很多日企呼吁中国政府放宽对人员往来的限制,取消各地自行采取的追加隔离措施,缩短隔离时间,改善隔离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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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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