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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 俞梦晨:从入世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李叔同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心态略探

更新时间:2022-10-15 17:00:20
作者: 俞祖华   俞梦晨  

  

   摘要:李叔同从入世到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是由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引导他攀登更高更远的人生境界,他的大致人生轨迹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西湖杭城兼具浪漫风情与佛教重镇的城市品格与其不同人生阶段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从而使他在杭州实现了“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传奇转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是他对中、西、印(佛教)文化的一种选择,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青春时节以“出国”为形式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1918年又以“出家”的形式由西学转向佛学。弘一法师留下了“悲欣交集”的临终遗书,其“欣”主要是在“内圣”层面,是在个体心灵的内在超越方面,是在人生意义的追寻上,是因为“小我”获得了灵魂的安顿与超越的归境;其“悲”主要是在“外王”层面,是悲悯苍生之悲,是不满社会现实之悲,是忧患国家民族命运之悲,尤其是他圆寂时国家仍处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下,其悲悯情怀又如何得以释怀?


晚清民国之际,从传统士大夫转身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其人生感悟与文化心态的突出特点是充满着矛盾与纠结,李叔同从入世到到出世,从儒学而西学再到佛学,从豪气干云到遁入空门,从潇洒无羁的风流才子、风华绝代的艺术奇才到芒鞋布衲的苦行僧人、超然尘外的高僧大德之传奇人生,及他最后留下的耐人寻味“悲欣交集”的绝笔,是这种矛盾心结的典型写照。


李叔同于1918年秋在杭州出家。出家的时间、地点都意味深长。


他选择秋天这一时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随之将至的是冬天。中国文人自古有着悲秋的情结,从落叶飘零感叹生命易逝。其时,李叔同的生命时节大约在秋季,情感经历上舒展过风花雪月,艺术成就上收获了如日中天,可谓风流半世、事业有成。盘点了收获,他不愿盛极而衰,他要挑战秋去冬来,因而选择了从头再来。


他选择风情万种而又古刹林立、开放前沿而又历史久远的杭州,或许是一种宿命,在这里完成情圣到圣僧、艺术家到宗教徒的大跨度转身颇富有象征意义。李叔同于1912年秋,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西湖杭城的风花雪月按理说对这位风华才子的精神气质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种结缘。岂知才过几年,他又选择这座美丽优雅、万种风情的繁华古都,了断尘缘,皈依佛门,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由华枝春满到到禅灯梦影,实现了其人生的戏剧性转折。杭城有着包容的城市品格,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里演绎过一幕幕风情万种的浪漫故事,足以安顿文人雅士的风月情怀;这里吟唱过一曲曲壮怀激烈的英雄悲歌,足以激励壮士巾帼的风云壮志。但杭城又有“东南佛国”之称,是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重心,加上这里湖山秀美、清茶淡水的环境,对李叔同这样在不断寻求生命意义、不断追求人生圆满并有着惊人才华与惊人毅力的先哲来说,别具有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在《我在西湖的出家经过》一文的篇首即提及: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也许只有杭城兼具浪漫风情与佛教重镇的城市品格,与李叔同那种在“人生三层楼”[1]上不断攀登的精神的一种结合,才成就了他的那种“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传奇人生。


一   



衡之于其弟子丰子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人生三层楼”说,似乎不难寻觅李叔同在“三层楼”攀登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留洋学子的激情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而引领他前行的正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李叔同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他对生命的敏锐、强烈、深刻的感悟与体验,贯穿着其波澜起伏、曲折蜿蜒的一生。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口述遗嘱时特意叮嘱妙莲法师:遗体停龛时,要用小碗四个,填龛四角,以免蚂蚊闻臭味走上;应逐日将水加满,以防蚂蚁又爬上去,焚化时,损害了蚂蚁的生命。法师在临终之际依然怀有的这种对生命的珍爱、尊重,足以令人动容。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2]。生命是宝贵的,又是短暂的,惟因短暂而更显得宝贵。李叔同非常珍惜自己的短暂人生,他希望以永不知足的不断追求去“探求人生的究竟”,希望以纷繁多彩的人生面向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希望以律己大爱去实现人生境界的至善至美。出家是其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的分界,是其人生历程新的阶段的开始,是其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努力。


在俗的李叔同以“绚丽至极”的激情人生彰显、张扬了人性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他既展现了指点江山、以身许国的壮志豪情,也显露了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悱恻柔情。


体现其激昂慷慨之风云壮志的豪放呐喊有《辛丑北征泪墨》、《祖国歌》、《我的国》、《满江红》等。1901年出版的《辛丑北征泪墨》中有一首《感时》:“杜宇蹄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3]1905年,李叔同留学日本前为沪学会补习科所作了《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比肩。纵横数万里,膏膄地,独亨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乎大囯民,呜乎,唯我大国民!”[4]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叔同于1912年作《满江红?民国肇造》:“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5] 这首词表达了李叔同对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鲜血反对专制、缔造共和的英雄豪气的感佩,指出烈士虽献出肉身却已“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获得了生命价值的永生; 这首词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惠泽杭城的苏东坡,让人不难联想到埋骨西子湖畔的岳飞,他们数百年前在《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豪气与英雄气,在李叔同的词作中有了悠远的回响。这是李叔同与西子湖、与吴越文化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一个方面。  


体现其温婉清丽之离情别恨的婉约低吟,最著名者莫过于那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6]这首送别挚友许幻园的词曲,被广为传唱,不知引发了多少敏感心灵的共鸣。人生一世,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因此,对生离死别、情人相思、人生短暂、青春易逝、生命凋零的感伤,是人之情感的常态。这种伤离别、苦离散的生命体验,也如影逐形般地追随着李叔同,即使是在他做翩翩公子、做风流才子也一直被心灵伤痛折磨着。在男女情事方面,还在1894年,情窦初开的李叔同结识了京剧名伶杨翠喜,他倾心爱过、用心疼过,但却不能拥有。奉母命南迁上海后,他曾给杨翠喜寄过两首《菩萨蛮》表达其浓情蜜意,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其二:“晚风无力垂杨懒,目光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7]但杨翠喜终被段芝贵用重金聘去并献给了王爷载振,后又成了富商的小妾。那种爱了又失去的铭心刻骨的体验让李叔同一直难以忘怀,这种伤痛也许只有“出家”那种全然放下才能释怀。


出家前夕,李叔同还写过一首《早秋》怀念生命中最初路过的那段爱情:“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8]除了杨翠喜,李叔同还曾和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花场女子诗词唱和,如1902年访谢秋云时作《七月七日在谢秋云妆阁》:“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十日黃花愁见影,一弯眉月懒窥人。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


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9]再如他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慢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伊谁情种说神仙,恨海茫茫本孽缘。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10]他的这种风月情怀与西子湖畔的风花雪月是那样的吻合、合拍,这是李叔同与西子湖、与吴越文化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又一方面。  


友人、亲人的逝去,更能触动他的柔弱、敏感的心灵,更能激发起他对生命凋零之深深喟叹,更能引发他对生命苦短的无奈感伤。1905年,李叔同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这使他陷入极大的悲伤之中,他改名李哀,他把感恩与忧伤写进歌词《梦》里,并在母亲的丧礼上弹奏钢琴长歌当哭:“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萝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米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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