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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荣根:现代法治非法家之治

更新时间:2022-10-14 22:19:29
作者: 俞荣根  

  

   【摘要】《史记》和《汉书》所定义的“法家”,其治国之术为“尊主卑臣”“专任刑法”两条,两者均与法治相背。帝制中国欲致治者所尚非“刑”、非“刑治”、非法家之治,而是“礼法之治”。现代法治非法家之治。

   【关键词】法家;法家之治;礼法之治;现代法治

  

   公元 1999 年,新世纪到来的前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共和国治国史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多年来,法学界贡献了诸多关于现代法治“是什么”的优秀著述,通过年复一年的普法教育,已然深入人心。拙文想换一个角度,说一下我们的现代法治“不是什么”,那就是“现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一、法家与法家之治

   诸子百家学派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得以系统整理总结。司马谈创“六家要旨”之说,东汉班固继而论之,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基础上增纵横、杂、农为“九流”,再加“小说”一家,成“九流十家”。感谢司马氏父子和班固,用他们的如椽大笔,给世人留下了华夏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画卷。如今,人们谈论“六家”也好,评述“十家”也罢,其学术要旨为何,最接近真相的资料,莫过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毕竟,它们的作者去先秦不远,且公认为史家之泰斗。

   何为法家?且看看《史记》《汉书》所论。

   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写道: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司马氏所论之“法家”,其特点有二:在治国方法上主张“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政治体制上主张“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在司马氏看来,后者是合理的,故“不可改矣”“百家弗能改也”。但“严而少恩”的治国方法弊端太多,“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班固在“九流十家”中对法家的概述,与司马氏遥相呼应: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 ‘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对于“法家”那套“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治国方法之弊端,班氏的分析和抨击与司马氏完全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班固认为,那是“法家”中的“刻者为之”的结果。他特别指出:“法家”出自“理官”。秦汉“理官”中确有“刻者”与非刻者之别。“刻者”,正是秦之李斯、赵高,西汉宁成、张汤、王温舒、杜周、赵禹等“酷吏”的形象写照。

   班固特别指出:“法家”出自“理官”。这一发现耐人寻味。班固揭示了“法家”含义中的刑事司法实务性特征。这应当归功于他对秦汉刑事司法制度及其职官群体的观察与考析。秦汉“理官”中确有“刻者”与“非刻者”之别。班氏“刻者为之”这一评断,不仅指向治国方法上的学术主张,而且指向一种欲加之罪而刻意深求的刑事司法行为方式。班固的《艺文志》是一篇纵论“九流十家”的学术史力作。他所论之“法家”,尽管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加重了刑事司法实务方面的分量,但仍然是学术法家、法家学派。

   班固在《艺文志》中罗列的法家著作有:《李子》《商君》《申子》《处子》《慎子》《韩子》《游棣子》《晁错》《燕十事》《法家言》,计十家。千年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1982 年,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在法家类中只收了经后人校勘注释过的《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三大著作。1936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在法家类著作中多收《慎子》一家。后人说到法家,大多指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韩非)之著作。如,明代人何良俊论法家云: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

   综合司马氏、班氏所论,“法家”一词之本义,概要有三:

   其一,“尊主卑臣”,君权至上。

   其二,“专任刑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其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及其学说为代表。

   这三条中,前两条讲的是法家的治国之术,第三条无关治国。

   由此看来,法家之治,首推“尊主卑臣”,其次为“专任刑法”。班固认为,法家的“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亦为“其所长也”。这是发司马氏之所未发。“一断于法”“信赏必罚”,用今天的话语表达,就是严格执法、执法必严,可以说是法家“以法治国”主张中的一抔精粹。此外,韩非的“法、势、术”综合为治之说,尽管与“尊主卑臣”多相重叠,但却值得正面解析。下文打算从以上几个切面展开法家之治,以图说明它们为何不同于现代法治。

   二、 “尊主卑臣”的法家之治

   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汉承秦制”,便是“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帝制国体和专制政体。司马谈认为,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认识,故“百家弗能改也”。为节约篇幅,就只将儒法两家来比照着说。

   确实,儒家也是尊君的。孔子有“君君,臣臣”的说法。《礼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但儒家尊君而不卑臣。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之”,意思是犯颜直谏,实事求是,不拿那些虚假的莺歌燕舞来哄骗君主,欺世盗名。孔子向学生们划了一道尊君红线: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不能像那个昏聩的齐景公所理解的,只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的意思,它还有一层“君要像个君,臣便像个臣”的含义。这犹如黑格尔的逻辑,在看起来保守的言词中隐藏着革命的意义。

   先秦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来得更直截,他痛快淋漓地指出: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一句话,君仁则臣忠,君不仁则臣不必义。他还认为: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意思很明白,尽管就政治统治上的职级(爵位)而论,作为君主的要高于臣子;然而就作为一个人的品德而言,为臣的可以高于君主。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书中有讲君道、臣道的专篇,继续阐发儒学的君臣论。其中很有创新的一处,是把臣民事君的情形分为四个档次:大忠、次忠、下忠、国贼。

   “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巳耳,国贼也。”

   荀子怒斥的那些“偷合苟容”“持禄养交”的“国贼”,就是孔子所说的“欺之”之臣,他们用花言巧语搪塞、哄骗君主,为的是掩饰自己那一颗贪婪的私心。

   综观儒家之君臣论,尊君而不卑臣,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以道合。这个道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仁民爱物”。“仁”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国之为国,其基本价值体现为“民本”。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学界所认同,本文为论题和篇幅考量,不再展开讨论。质言之,儒家的尊君论,是一种理性的、相对的、民本位的君主主义。

   回过头来看看法家的“尊主卑臣”论。

   君主“独制”宸枢,乾纲“独断”的观念,可能形成于申不害、商鞅那个时代。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在其书中曾引用申不害的“独断”论: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韩非在“独视”“独听”“独断”之后,又加了三个“独”:

   “明君贵独道之容。”

   “(君主)独制四海之内。”

   “王者,独行谓之王。”

   “独制”一词,又见于《商君书》: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在君主“独视”“独听”“独断”“独道”“独制”“独行”的政体下,公卿百官、地方官员一切服从中央,听命君主,其职责就是机械地做君主的驯服工具:守土牧民、搜刮民脂民膏上缴中央。这正是那套中央集权、皇帝擅断的“秦制”。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头脑,不能有“私言”“私视”,顺上唯上,无是无非:

   “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

   韩非还为之拟了十六字口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对于君臣关系,韩非有句名言: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在他看来,君臣之间只是一种相互算计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韩非告诫时君世主,儒家宣扬的那种“君礼臣忠”“君仁臣义”关系只会弱国、亡国,只有不仁不义才能称王称霸:

   “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

   但韩非只创建学说,属于理论家类型,立言而未能立功。韩非慕秦而西渡秦国,却被他的同学李斯和另一个谗臣姚贾设计害死狱中。李斯成为法家学说在秦的真正推行人。坊间称他为“法家实践家”。法家的“尊主卑臣”怎么样,李斯在秦的实践最有说服力。

   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所做的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是堵塞言路,出台“以古非今者族”酷法。这一酷法是“焚书坑儒”的法律依据。商鞅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以古非今者族”及其结出的毒果“焚书坑儒”,便是李斯将“壹赏,壹刑,壹教”付诸治国实践的新样本。李斯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的理论根据是: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是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的结果是:臣民悚惧,万马齐喑。李斯协助秦始皇建立了亘古未有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绝对独裁的君本位君主主义制度。

   儒家、法家都持君主主义,这是司马氏所谓的“不可改矣”“百家弗能改也”之处。然同中有异,儒家所持为相对的、民本位君主主义,法家所钟乃绝对的、君本位君主主义。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君主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从学说而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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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湘法学评论》2022年第3期(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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