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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滨: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境界的现代性建构

更新时间:2022-10-14 22:08:16
作者: 王海滨  

  

   摘 要:不同于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有着独特的精神境界建构之路。传统文化中以德性修养为支配性价值取向、以逍遥解脱为最高意义追求和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的三种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时代转型、轻视社会关系对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贬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等问题。现代西方文化批判中的精神追求,往往注重精神世界的某一维度,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因而显得有些零碎和缺乏真正的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精神境界应该是内化和外化的综合、适应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反对精神理想化或碎片化,建构与现代化合力共振、交相辉映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应然的文化理想。我们主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架构之中,从“欲望主宰”和“精神至上”的两极张力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建构“现代化·欲望·精神”的协和境界。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精神境界 现代性

  

   关于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联,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理论阐释。关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也逐渐成为一个共识性课题。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架构中关注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境界,却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路,基本突破了传统的“运用和推广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石的“新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或解释原则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这些研究,既把“精神统治世界”的观念揭示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反对抹煞精神的能动性以及把精神存在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副产品等论调,强调应在实践活动中研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就为研究精神境界问题限定了“可能性空间”,但缺乏开拓性探索和实质性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精神存在及其力量,如卢卡奇的“总体性”和“物化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否定的理性”“社会性格论”“爱欲解放论”等。这些研究强调却也夸大了精神的地位及其作用,逐渐溢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路径及其基本限度。

   沿着历史唯物主义开辟的道路,研究如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和建构现代性的精神境界,既可以阻止对精神境界的思考陷入玄妙虚空,也可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精神境界是人在适应、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精神需要的满足层次的提升状态,标识着一个人精神追求的格局或品格。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对精神生活的抽象化理解和直观性阐释,为把握精神境界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性和过程性相结合、社会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及整体性的视角。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架构,才能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取向

   追求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探索的一个问题,尤其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智慧积淀。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因此和物质文明一样,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也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精神境界追求,显然不同于具有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家庭本位等特征的漫长农业时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也是人的内在力量日益彰显的进程。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曾对全面开启现代化的19世纪作了这样的描述:“19世纪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将抽象的理论应用于实用技术,让物质世界的内在力量为智慧所控制,成为文明人的驯服工具。”然而,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如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物化、工具化、虚无化等也随之而来,这也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境界追求所要直面的问题。此外,唯物史观把精神生活归为社会的精神现象,主要从人民大众而不是个别人物中探究“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总之,不同于农业时代及其少数精英的精神追求,唯物史观的精神观照基于大工业时代的实践,且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民大众立场。概而言之,在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三种精神境界取向:

   其一,以德性修养为支配性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强调人的德性修养。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尤其强调以德性觉解和道德理想超越本能与世俗的限制,进而不断提升精神境界。马克思曾经肯定了道德修养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当然,人们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推崇道德,是与农业时代的血缘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政治需要等分不开的。道德是历史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修养,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环境。“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无法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社会化的人无论何时都不该无视德性修养。然而,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空洞的道德教化和没有实践基础的德性觉解,很难真正发挥引领精神生活的作用。在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批判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深入人心之际,德性修养的境界追求尤其容易受到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严格限定了不同时代境遇中道德境界的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等论断,他们追求的是解放全人类、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这个最大最根本的道德。

   其二,以空灵逍遥、解脱无执为最高的意义追求。道家强调做世界的旁观者,摆脱外在诸相的束缚以及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妨碍,防止物滞心染或身心沉沦,追求摄心反观、迥然明觉、致虚无为、澄然清静、凝敛内在生命深度的超越性境界。禅宗的智慧在于破除人们对表象世界及其知识系统的执着,在启发内在的自觉和直悟生命的本真之中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获得精神的解脱和自由。道家和禅宗的精神境界追求,对于平衡由于人的生物本能和功名利禄的牵引而引起的精神散乱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净化人心和建构精神家园也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一体的。这一视角在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一系列论断中得以充分呈现,如人的自由发展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个人的联合和自由离不开真实的集体这个条件、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集体的活动和集体的享受是表现自己和确证自己的活动和享受、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涉及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等等。显然,精神存在及其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应从社会角度去研究,关注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脱离社会关系追求个人的逍遥解脱。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追求也是历史的产物。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和条件决定着一个人的意识特殊性和精神空间。人的精神追求“应该是什么”“能够怎样”“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成为什么”,是随着时代境遇而不断变化的。实际上,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无法长时期脱离或超越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而一味追求精神的纯粹、解脱和自由。

   其三,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一提到精神境界问题,西方人往往首先想到宗教。基督教轻视人的肉体满足,贬低世俗生活,将灵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通过皈依上帝以获得拯救。神学家安瑟尔谟说过,“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可见,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是得到上帝的珍视”,他还提出了“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著名论断。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基督教与诸多世俗制度逐渐脱离。现代科学进军到哪里,基督教在学术思想领域就从哪里退却。当然,宗教信仰在今天依然可以发挥情感慰藉或终极关怀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宗教信仰实际上贬低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曾称宗教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恩格斯说得更为直接,被压迫者“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在一个主体性得到凸显的时代,皈依拯救的境界取向面临理性主宰和精神觉醒的挑战。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宗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的社会原则,对“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的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积极性作用。马克思所追求的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依靠主体的能动性建构人的现实性,因此“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架构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境界追求

   现代化的进程,既是物质文明加速发展的过程,也是精神意义相对失落的过程。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教化逐渐失去了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支配性地位,降低为情感慰藉、规范意识或偶尔泛起的敬畏感。现代科学技术架构和合理化的制度体系,与新型意识形态携手并进,越来越深入地内嵌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发展会更加自由全面,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幸福指数也自然会水涨船高,这个假设的历史幻想显然已经破灭了。现代化在今天的发展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意义失落、精神贬值、价值迷茫、理想缺失和虚无侵袭等诸多问题。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出现的问题,自然为现代人所普遍关注,也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诊治方案:如尼采追求以权力意志为塑造力量进而重估一切价值;存在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的情绪体验、自由抉择和自我造就,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旨在培养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通过建立现代心理基础与现代人格以适应现代技术工艺与管理制度,以奈斯比特和英克尔斯为代表;侧重于激发内在参照系统形成的自我反思性进而建立自我认同的长效机制,以吉登斯为代表;马克斯·韦伯期待恢复价值理性以抵御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的无所不在;哈贝马斯则提出重建以主体交往为手段、以主体间的理解为目的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要求把欲望的运动从等级体系社会所强加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不同于“精神分析”的“精神分裂分析”,以德勒兹为代表;等等。这些探索既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性精神批判的重视,也揭示了多样性的现代生活意义追寻。然而,在“批判”鞭辟入里、“推陈”基本完成的同时,依然存在着缺乏共识性“建构”成果、“出新”任重道远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缺少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而显得有些零碎和缺乏真正的力量。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中的境界追求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把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提升放置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与这些注重某一精神维度的现代性文化建构相比,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和研判精神问题的整体性框架。

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以实践为基石、生产关系居于支配性位置、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等论断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实际上,马克思在把精神存在及其发展牢固地置于实践基础之上,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考察精神力量及其实现的同时,不是简单地概述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之间的决定性与反作用,而是具体区分了精神的不同层次及其与现实存在的多重关联。马克思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有关论述,至少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感觉、意识、观念、思维等感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适应于实践活动与现实世界及其历史发展,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大量论述。第二层次,情感、目的、意志、觉悟等动力性精神因素,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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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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