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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国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2-10-13 11:41:25
作者: 葛剑雄 (进入专栏)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 (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

   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 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 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 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

   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

   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八百。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1773 个,此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旂竖立起来召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

   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

   《诗经? 大雅? 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

   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

   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

   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

   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

   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

   东周时,楚武王(前740—前690 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前606 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小。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

   楚灵王三年(前538 年),楚国凭借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

   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

   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

   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从理论上说,秦汉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

   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汉族文化才会被吸纳进汉族,他们的聚居区才有可能被当作“中国”。

   所以“中国”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时与领土归属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所以,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内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

   这两种标准同时并存,常常引发地区间的“中国”之争,在分裂状态下也引发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因为只有“中国”才是王朝法统的拥有者,才有存在并统一其他政权的合法性。

   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

   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统治了这里的民众,成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或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后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因为南朝已归入自己的版图,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晋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回归中原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取代了由北朝发展下来的宫廷音乐。

   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这一立场,唐初修前朝历史时,《南史》和《北史》分别编纂,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像《马可? 波罗游记》 那样全面介绍中国的书还绝无仅有,他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称谓也不统一。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这样的名称,而不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尽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称“中国”,但这很可能出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而且《尼布楚条约》是没有汉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条约确定的边界只涉及满族的发祥地,所以只要有满文文本就够了。

   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当作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但官方和民间的运用依然不规范,有时指整个清朝,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它的简称,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正因为如此,外界对中国人称谓也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即使使用了“中国”或其同义词,也并不意味着与今天中国的概念一致。

  

   选摘:《古今之变》

   作者:葛剑雄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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