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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书生:论真诚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

更新时间:2022-10-12 23:04:54
作者: 冯书生  

  

   提要:在日常表达中,谎言有三个对立面:真相、真理与真诚。不管是真相,还是真理,都有可能被谎言颠倒身份。唯有真诚以生命的自由冲动作为支撑,可以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谎言有作为生命内在冲动的自欺作基础,所以是很难抗拒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诉诸真相和真理总是难以抵御谎言,原因在于理性和信仰未必是生命冲动的对手。可以抵御谎言的真诚背后必然有可以与自欺相对抗的生命冲动,因为只有冲动才可以抵御冲动。这一生命冲动形态就是自由,就是不断破约束的冲动。不管有多少真实可能被谎言所掩盖,真诚的生命自由冲动都在那里独立存在。

  

   一般来说,当人们在谈论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包含三重含义:一是在描述或者复述的意义上,描绘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件或情境,也就是编造了假的事实;二是在陈述或者解释的意义上,表达了一个假的判断或推理;三是在评述或者评价的意义上,基于对行动者的心理分析,判定行为的虚假动机。在描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相;在陈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理;而在评述的意义上,谎言的对立面是真诚。在对抗谎言的哲学史上,柏拉图追求灵魂认知的真相,而给予言辞之谎以合法性;奥古斯丁基于信仰上帝,将对谎言的抵御提升到真理层面,拒斥所有形式的谎言;康德则回到人本身,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法权,从真诚的层面拒绝所有谎言。人类文明在与谎言的斗争中前行,真相和真理都未必是谎言的对手,甚至会成为谎言的帮凶,唯有真诚才是谎言的最后抵御。从真相、真理到真诚的阐释变迁,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的叙事事件,更是一个生存论事件,内含一种从外在抗拒到内在退守的生存体验。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一书中曾指出,现代思想和文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一方面是对真诚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真理的猜疑。本文认为,真诚居于更根本的层面,是对谎言的最后抵御,猜疑真理本身就是对真诚的最好论证。不管是处于柏拉图认为的可以被隐瞒真相的不利地位者位置,还是处于可以挥霍乃至扭曲真理的权势地位,抑或在探查真相和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真诚都是(或应是)最本真的底色或根本美德。

   一、真诚的哲学出场

   真诚,可以界定为灵魂的袒露,具体表现为所知的无修饰表达与所感的无掩饰发动。所知的无修饰表达可解释为“直言”,而所感的无掩饰发动,则以母婴间的爱之情感为基本原型。真诚意义上的所知和所感都是指向善之表现的,同时也是关涉勇敢与牺牲的。借用儒家哲学的概念,即为“率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明天理、体天道,然后遵天命而行,即为真诚。西方哲学史上的“率性”典范便是自知无知且全面暴露自己的苏格拉底。多数情况下,后人将苏格拉底之死归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抑或好人与好公民的冲突,这固然是没有错的。但这毕竟预设了两种异质,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对立的价值取向。如果只归于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死于其“率性”,也就是为灵魂的真诚而殉道。苏格拉底遵循于自身灵魂的内在呼唤,不停地与人交谈以求取真知,以致被起诉不信神和败坏青年之罪。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遭受审判时,只要苏格拉底隐藏内心真实所想,也就是做一个自身灵魂的撒谎者,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都可免于死刑。但是苏格拉底始终保持真诚,选择向公众袒露自己的灵魂。一方面,对自身一贯的“逻各斯”保持真诚;另一方面,对城邦法律保持真诚。既不撒谎,也不逃跑。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公开审判也无法阻止虚假指控的侵入,这即是谎言在真相层面的胜利。真相经常要等事件或要命的场景结束之后才能被真正揭示。民众经常是惑于真相的,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留给柏拉图的最大刺激。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主张政治生活恰如洞穴生活,在其中是看不到真相的,城邦必须由哲学王来治理才能达到善治,因为只有通过哲学才能把握善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上的无知才是真的谎言。如果灵魂有知识,为了善的目的,言辞上的谎言是可以作为治理城邦的药物来使用的。柏拉图对于谎言的处理,表面上是做了让步,承认谎言的存在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又强调求取真知才能真正克服谎言。这实际上是真诚在哲学上的退隐,但绝不是面对谎言的退却。真诚退隐,知识凸显,预示着真理的出场。

   真诚再次进入哲学讨论的视野是由康德带出场的。在康德之前,奥古斯丁虽然在驳谎言上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主要是接续柏拉图的知识讨论,进入真理的层面,真诚此时是隐而不显的。奥古斯丁诉诸的真理奠基于信仰上帝的基础上,进入现代以后,自然失去了说服力。没有了上帝的笼罩,世俗化的结果就是真理与权力紧密勾连,谎言经常会以真理的面孔出现,于是真诚不得不再次凸显,成为谎言的最后抵御。奥古斯丁驳谎言的哲学推进是明确从动机层面界定谎言:“并非凡是说了不符合事实的都是在说谎,他若是相信或者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那就不是说谎……判断是否说谎,是从说话者本人的意识来说的,而不是就事实本身是真是假来说的。”这为康德所直接继承。在《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中,康德做出了类似的表达:“很可能并非一个人视之为真的,就都是真的(因为他可能犯错误);但凡是他说的,他都必须是真诚的(他不应当欺骗),不管他的知识是纯然内在的(面对上帝),抑或也是一种外在的知识。——对这种真诚义务的违反叫做说谎……”康德的难题是,在去宗教背景的前提下,论证真诚的绝对性。针对贡斯当关于“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的条件性和相对性观点,康德撰写了《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予以回应,明确将真诚置于法权的前提和基础位置,认为“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地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是讨论法权义务的前提。然而,这涉及论证的起点,对于价值悬设不同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后世很多学者,包括最近国内的一些相关讨论,仍旧是泾渭分明的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没有人反对真诚,但对于谎言是否可以得到某些道德辩护,很多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毕竟,现实生活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撒谎即便是权宜之计,也是在以恶制恶,真诚无欺作为一种善的价值分量丝毫不会因此而受损伤。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或许是作为“率性”之真诚的“发与未发”。可以“仁”与“礼”的关系对举,爱人之仁总是没错的,但是仁之发要有节。又或如周敦颐所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将“诚”作为由天而人的本体连接和发用。如此似可调和真诚的内在绝对性和外在合宜性。但是,作为对谎言的最后抵御,如此处理真诚与谎言仍然是不深入的。这只是问题的出场。国内学者关于康德的谎言绝对主义观点的反驳、论证和修补亦是如此。如果深入内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谎言和真诚分别相关于自欺和自由。

   二、谎言与自欺

   无论哪个层面以及何种情境,也不必考虑动机善恶以及结果好坏,谎言总是相关于欺骗的。不管事实上能否成功,说谎者在说谎的刹那意念间总是以判定欺骗可能成功为基础。哪怕是玩笑式的、有意让对方识破的谎言,也要以说谎者事先认定其谎言会造成欺骗为前提。也就是说,说谎者首先是骗过了自己的,认为谎言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得逞才会说出,亦即说谎者是以自欺为前提的。从自以为真与真相相对的谎言到明知为假与真诚相对的谎言,自欺始终潜藏其中。所不同的是,“自以为真”不存在欺骗他人的意图,是盲信意义上的自欺;而“明知为假”则是相信假能乱真,是自信意义上的自欺。中间状态则是说谎者无法判定真假而权当真的自欺,比如乡间弄卦者的名言便是“信则灵”。我们经常在嘲弄失败的说谎者意义上说“自欺欺人”。事实上则是无自欺、不欺人,没有自欺便没有欺人。自欺与欺人,紧密相连。但是,自欺与欺人具有不同的伦理意义。自欺相关于自我,欺人相关于他者。自欺未必欺人,欺人则必自欺。

   正是因为谎言以自欺为前提,所以谎言有其存在的根源性。自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被认为的纯粹的恶的。自欺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本身或者说生命本身的局限性或者脆弱性。比如说,远古人类面对风雨雷电的极大恐惧而催生自然崇拜,认为跪拜雷公电母便可以避免雷击电劈。对此,维柯曾描绘说:“天神意旨安排了有一些身材巨大、比其他人们都更强壮的人,像一些本性较强烈的野兽在山峰上浪游,在世界大洪水之后,第一次碰上雷电的吼声,就会逃到山上一些岩洞里,尽管都是些骄横残酷的大汉子,却满怀震惊疑惧,俯首听命于一种更高的权力,即他们想象中的天地约夫。”面对无法掌控的局面,慌乱中的行为模式被赋予通神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还能引起不明所以的他人的恐惧以致效仿,这便是巫术、宗教以及神话及其所引发的权力的最初来源,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明源于人类的自欺,一种对恐惧的绝望式和盲目式反抗。个体自欺往往具有偶然性,但是个体自欺一旦蔓延为群体自欺便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久而久之则可能成为群体的信仰和行为规范。在不断的实践验证中,一些自欺行为被打破了,但新的自欺行为可能由此而产生。比如,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直至形成世界性的宗教,由宗教崇拜再到近代以来的科学崇拜以至于当下的人工智能崇拜。人类社会似乎就是在不断破自欺中前行。谎言的根源在于自欺,但是谎言不等于自欺。我们知道,自然界中也有很多骗术。如果相关动物主体能思考的话,那么它们肯定是相信自己的行为是能够骗过天敌的,虽然未必每次都能奏效。

   在西非,有某种蝴蝶有毒且难吃,共有五种,且颜色有所区别,而且它们都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然后有另外某种蝴蝶能够完整地模仿这种蝴蝶,模仿者的雌蝶能够产下五种卵,每种卵孵化后都能长得神似五种毒蝶的其中一种。当几种有毒蝴蝶和模仿者们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时,每种模仿者在本物种之间的数量比例会随着对应外观的有毒蝴蝶在群体内的数量比例而变化……因为当某一形态的模仿者同他的模型相比变得过多时,模仿就失去价值。如果所有的无毒蝴蝶看起来都一样,那么捕食它们的鸟类就会很快地锁定这一形态,并且把它们吃个精光。

   我们可以追问一下,模仿的蝴蝶如何知道模仿的数量界限。答案其实是它们不知道,超量的模仿者已经被鸟们吃掉了,所以能保持一个总量的动态平衡。每只模仿蝴蝶实际上都在赌运气,堵自欺欺人的运气。

   自然界中存有自欺,但是没有谎言。谎言是人类特有的自欺,但人类自欺未必以谎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说谎只是人类自欺之一种,相关于自欺以欺人。但是,说出人人都相信的谎言,则不一定会被认为是谎言。比如,在日心说提出之前,“太阳围着地球转”,便不被当时的人认定为谎言,恰恰相反,后人眼中的谎言恰恰是前人眼中的真理。也就是说,群体自欺的谎言总是不被处于当时情境中的人尤其是占据社会管理优势地位者认为是谎言,恰恰相反,真相或真理才被认为是谎言。哪怕明知是谎言,占据社会管理优势地位者也有各种其他理由说出柏拉图意义上的言辞之谎。

自欺分为个体自欺和群体自欺,但是,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自欺似乎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从个体层面来讲,自欺可以使个体减轻精神的伤害。比如,抑郁症治疗中的安慰剂效应。实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75%的改善效果来自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从群体层面看,自欺有利于加强团结。政治家们调和国内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设置假想敌,引导民众把不利的生活处境归结为敌对国家,从而为发动侵略营造民意基础。我们可以认为,自欺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谎言奠基于自欺之上,从而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需要。因此,谎言在根本上是不可消灭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三岁的小孩便已经学会了说谎。而且正是因为能够说出与事实不一样的东西,人才成之为人,体现了不必然服从自然规律的人类自由。说谎尤其是成功对敌人说谎经常被看作是政治家的美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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