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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在粉碎“四人帮”前后

更新时间:2022-10-11 11:13:59
作者: 盛平   王钧  

  

   注:作者曾对叶选基多次访谈。谨以此文缅怀叶帅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丰功伟绩、纪念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及缅怀叶选基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继续与终结;是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为主的党中央在危难之秋,顺应民意党心,得到政治局多数同志支持后所采取的断然措施,是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1976年下半年毛主席病重到去世的这段时间,从老干部到普通百姓,从党心到民心,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反对“四人帮”的政治气氛,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反对“四人帮”有过多次较量

  

   十年“wenhua大革命”中,与“四人帮”有过多次大的较量, 1967年的“二月逆流”, 1975年批评“四人帮”的问题,最后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

   1、二月抗争

   最高领导发动、领导的“wenhua大革命”,掀起全面动乱的极左思潮,一时举国若狂。但血的事实很快教育了年轻人,也教育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wenhua大革命”开始了怀疑和抗争,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的由来。

   所谓“二月逆流”,是1967年1、2月间,老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就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进行的抗争。老同志们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多口同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的无政府行为。叶帅在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那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我国现行国体与政体怎么办?是不是都要改?为此,他又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疑问,毛泽东认为叶帅的意见是对的,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月抗争,掀开了与“中央文革小组”和其后的“四人帮”激烈斗争的历史序幕。

   2、主席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江、王、张、姚“四人小宗派”的问题。1975年5月、6月、7月、8月、9月,是人们最兴奋的时候,因为主席再次批评了“四人帮”

   这一年的5月3日,主席同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他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页)

   在这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7月15日)期间,叶帅就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向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单独传达了。

   据原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当时,叶帅听完主席的谈话回来以后,就把记录稿给他了。叶帅的记录稿有特点,横竖不规律,不易辨认,为此,叶帅专门交待王守江联系纪登奎同志。叶帅讲,纪登奎在会上也记了笔记,纪记得很仔细。经联系很快从纪登奎处取得笔记,王守江根据叶帅和纪登奎的笔记整理出记录稿。叶帅就让王守江留着这份记录稿。6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约见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谈话前,叶帅让王守江先把主席讲话的记录稿给他们看,等他们看完以后,叶帅再过去见面。这些人看了记录稿后,都坚决表态说:我们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叶帅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

   当时,军队受“四人帮”的干扰很大,叶帅办公室秘书张燕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握有兵权的军队高级干部,竟被“四人帮”拉了过去,跟着“四人帮”跑。如在沈阳军区,就有众所周知的“东北的太上皇”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在总部和一些军兵种中,都有同“四人帮”关系密切的高级将领。此外,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对“四人帮”的面目认识不清,若即若离,或者思想倾向于“四人帮”。(张燕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八六级研究生班学习时撰写的毕业论文:《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指导教师是中央党校谭宗级教授。全文约13000多字。未刊稿)

   与“四人帮”的斗争,有一个策略的问题。7月15日,叶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脱稿讲的,主要是针对江青插手军队的情况。他对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有些人背着军委发材料”,我们“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以后要听军委的”。这段脱稿讲话,叶帅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讲话之前,叶帅就让王守江将这段话写在一张纸上,夹在正式讲稿里。

   那时,“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军委身居要职,他们几乎每天都到会,尽管他们在会议期间一言不发,但却时刻注视着会议的动向。

   当时,军委扩大会议没有录音,只能做速记,做会议记录的孙风山(后任武警总部副参谋长)曾经对别人说,叶帅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叶帅讲完以后,转身就将夹有脱稿讲话稿的正式讲话稿递给了王守江。

   在会议现场的张春桥听到叶帅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会后想看看讲话稿;但是正式稿件中没有这段话。张春桥就向叶帅办公室要记录稿,办公室把正式记录稿给他,他找不到叶帅脱稿讲的话。只好不了了之。这就是叶帅的斗争策略,话讲出来了,还让你抓不住把柄。

   张燕在《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一文中还说,叶帅告诫大家,要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不让“四人帮”抓住辫子)。要注意观察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叶帅当时讲这些话,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并没有授权他向军队高级干部们讲有关“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叶帅跟许多老同志都讲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谈话内容,像韦国清、赵紫阳等同志,他都讲了。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叶选基说,几个月后,在京西宾馆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追查谣言,点了广东和四川的名,说这两个省有谣言。叶帅不清楚江青是否知道主席批江青的信息来源,他赶紧让肖洪达(时任广东秘书长)问下韦国清;韦国清表示叶帅对他讲的话,绝对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赵紫阳正在京西宾馆开打招呼会,叶帅让叶选宁和叶选基通过赵的孩子问了赵紫阳,赵紫阳也说,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叶帅这才放心了,知道江青是在试探,放空炮。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还对一些单位的班子进行了考察, 会议一结束,他即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同聂荣臻、粟裕等一起组成领导小组,对全军二十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进行考察、研究、调整配备,把那些同“四人帮”关系密切而又掌握一定兵权的高级干部,果断地从领导班子中撤下来,对个别有问题而暂时留在班子里的人则明确对他们提出警告。这一重大的组织措施,对于后来粉碎“四人帮”,稳定全国形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邓小平的行动

   叶选基回忆,毛主席批了“四人帮”后,邓小平也行动起来,结果,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邓同周总理一道,借康生来倒江青、张春桥,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没讲这件事。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到了北京以后,首先去钓鱼台看过康生。叶选基说,我想,康生可能是听到了点风声,主席对“四人帮”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哪根筋一转,就和总理、邓小平三个人在钓鱼台嘀嘀咕咕。后来,康生表示张春桥和江青有历史问题。

   这是倒“四人帮”的一次重要行动。“庐山会议”上倒张春桥没搞成,这次要想办法搞成。让王海容、唐闻生去跟主席讲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

   据周良霄《十年文革大事记》记载:“1975年6月28日,住在医院的康生得知毛对江青的批评后,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

   叶选基分析,让王、唐去这一讲,就讲砸了,一下子主席高度警惕起来,感觉两位小姐跟总理、小平和康生他们搞在了一起。主席的确有这个担心:她们从我这里了解了情况,告诉总理他们,总理他们又通过两位小姐来影响我。主席对邓小平有警惕,不仅仅因为毛远新去告状,这件事也引起了主席的警觉。所以,他才会说“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接着就把这两位小姐“开除”了,把毛远新调到身边当联络员。

   康生为什么在临死前倒张春桥,这是个千古之谜。1974年底,康生是被担架抬到北京305医院去看总理(见《周恩来年谱》,第305页),两个人在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话,据说分手时总理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之后,总理在政治局会议曾讲,现在康生同志病重,希望政治局同志能够轮流到钓鱼台看望一下。叶帅回来跟我们讲了,他说:“我不去。”

   叶选基认为,可能康生在临死前的做法,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所以,他才会找总理、找小平,说张春桥、江青的历史问题。

   叶选基还提到一件事: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去上海,就便策反马天水。这就使主席多了一份警惕,他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在毛泽东看来,庐山会议的时候,林彪他们要打张春桥没打成,这回利用康生来发难;不是周恩来讲的,不是邓小平讲的,而是康生讲出来的,毛就很警惕了。接着,1975年11月毛就借刘冰的信敲打邓,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毛借刘冰的信来打邓小平,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

   应该说,在邓小平主政期间,从农业学大寨会议到国务院领导听取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会,华国锋都是坚决站在邓小平这边的。当然,华国锋后来不得不开始批邓了。毛主席说批邓,他能不批吗?当时批邓,确实很多老同志是不得已。但是,叶帅没有批邓。这个大家可以去查。

   叶选基说,现在,有些历史细节很难讲出来。我就不回避这些细节。我记得,1975年期间,王洪文去过西山叶帅住地,江青来过小翔凤叶帅住地。那时候,我们背后从来不叫她江青,就叫“三点水”。江青来的那天,我们都回避了,叶帅就叫叶文珊出来陪着见江青,因为是江青点过她的名,要见嘛。他们谈了半个多钟头,是个礼节性的拜访。江青想请叶帅去外地疗养,被叶帅拒绝。1976年初,叶帅下来(笔者注: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叶帅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的文件传达后,张春桥打来一个电话,想来看叶帅,叶帅根本不理他,电话里直接就说:“我还没死呢,不用来看!”

   4、“四五运动”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成熟

   上述一系列的较量,表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党心民意。主席活着,各方面的力量都不可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主席一去世,这个强大的政治基础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从1976年主席病重以后开始的。老同志们得知主席病重后,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极为焦虑。大家都在串联、议论:万一主席去世了怎么办,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从党外来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代表党心、民心的“四五运动”爆发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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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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