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华夏文明而言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其所积聚的远古时代的集体记忆，构成了族群最初的共同体意识和历史文化得以呈现的重要基础。当记忆变成了口头传承或者文字表达，被有意识地记住、进而记录和书写的时候，某种思想观念便隐含于其中而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包含了诠释的意味。这种共同性随著文献的积累和记忆的强化，逐渐向着经典身份的确定性和清晰化过渡，从而凝聚和吸纳了更多的共识，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象征和文明延展的标志。正是远古的口传记忆和最初的书写符号，为六经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历史叙事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极为零散的素材。所谓“伏牺之《易》，当以图观，文王以后始有书。艾轩云：‘《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诚斋云：‘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也，此伏牺氏初制之字也。’”。[1]这些星星点点的口传、刻画，必须经过系统的记录和整理，形成连续性的意义呈现之后，才能够成为文献，而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专门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史官来完成的。当周之时，这些陈述性的材料既记录了西周统治者的言行和思想，也汇聚总结了传说时代的文明遗产，为后续六经系统的完型化与经典化奠定了初基。孙复（992—1057）说：“虞夏商周之治在于六经，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犹泳断湟污渎之中属望于海也，其可至哉？”[2]所以，六经所记述的材料是我们进入华夏文明之源头的入路，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思想之发祥的门径。

　　 但作为书写的思想历史和经典化之后的文献，六经的形成又必须要和春秋末期儒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考虑和理解，如果没有孔子和儒家，便没有体系化的六经系统之诞生。在诸子百家兴起的年代，西周以来所积存下的材料是诸子所面对的遗产和共有的资源，而儒家对于这些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做得最为全面，也最为成功，使之实现了由三代遗典向轴心文明之经典过渡的伟大转折。按照《史记》中的追记，六经系统的成型化是与孔子一生所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3]

　　 所以没有孔子，便没有系统化与经典化的六经，孔子虽不是六经的创作者，但他是六经系统最为关键的诠释人。

　　 《汉书·儒林传》谓：“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孔子正是以“吾从周”之志，将先王的六艺之教做了系统化的阐释，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4]经过孔子的整理编排和系统改造之后，先王之“六艺”变成了孔子之“六经”。所以，尽管像朱子所说的：“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5]但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却建立起来了，从而使这些文献具有了“理解的历史性”或“解释学的历史性”，[6]面貌便完全不同了。即如明初王绅（直）所言：“圣人垂训于方来也，其见诸言行之间者，既同且详。而尽心焉者，于六经尤着焉。六经非圣人之所作，因旧文而删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着而述之《大传》，所以明阴阳变化之理。《书》因典、谟、训、诰之文而定之，所以纪帝王治乱之迹。《春秋》因鲁史之旧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诗》因列国歌谣、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礼》所以着上下之宜，《乐》所以导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当于事情，而为万世之准则也。其于取舍用意之际，似宽而实严，若疎而极密，故学者舍六经无以为也。”[7]经过体系化之后的“六经”，上摄三代文明之遗典的精华，下开后世文化发展之历史的统续，而孔子与儒家恰恰是处在这样一个枢纽的位置上，对此经典系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诗》《书》《礼》《乐》

　　 六经序列，大致可分两类：《诗》、《书》、《礼》、《乐》为一组，而《易》、《春秋》则宜单论。将六者合在一起，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文献；而《诗》、《书》、《礼》、《乐》并称，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成为通例。《礼记·王制》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8]尽管这是汉人采辑古制的描述，有一定的模拟与想象的成分，但还是有历史印迹可寻的。以四术之教，导之以四典，而成一培养体系，这可能就是周制。《左传》记，赵衰谓：“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9]这里将《诗》、《书》、《礼》、《乐》分为两组，分别以“义”、“德”贯之，而成治国利民之本。孔颖达《正义》解释道：

　　 “说”谓爱乐之，“敦”谓厚重之。《诗》之大旨，劝善惩恶。《书》之为训，尊贤伐罪。奉上以道，禁民为非之谓义。《诗》、《书》，义之府藏也。《礼》者，谦卑恭谨，行归于敬。《乐》者，欣喜欢娱，事合于爱。揆度于内，举措得中之谓德。《礼》、《乐》者，德之法则也。心说《礼》、《乐》，志重《诗》、《书》。遵《礼》、《乐》以布德，习《诗》、《书》以行义，有德有义，利民之本也。[10]

　　 作为先王政治实践活动的所依之典，或者培养贵族人才的基本材料，《诗》、《书》、《礼》、《乐》很早就放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系统。所以，子思子说：“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11]《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12]这都表明了当时的通例。而至战国，将《诗》、《书》、《礼》、《乐》齐列，更是屡见不鲜了。

　　 （一） 《诗》

　　 《诗》作为六经之一，在历史叙事的排位上不一定是最靠前的，但就其素材的来源而言，应该是最为古老的，属于口传记忆的重要遗存。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指出：“由于逐字逐句的记忆复制应只和文字相关，那么这些无文字的社会，除了一些原封不动的记忆训练外，主要便是依靠歌唱来进行记忆，歌唱赋予记忆以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大的余地。”[13]歌的方式在早期人类交往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声音和姿态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与达致共识，形成或者维护一个文明体的共有规范、习俗和信仰。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研究了《诗经》中的歌谣与民俗、节庆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在公众场合和社群记忆中，歌的方式往往带有仪式化的印迹，在歌谣中保留了共同的记忆和某种神圣化的观念。“这些歌谣因年代久远而得到了尊崇，同时又在其自然主题中保留了季节规律的痕迹，由此它们也就成了后世道德修辞的素材来源”，“这些诗歌是古代习俗的一面镜子”。[14]这种口头的交流和记忆，强化了人们之间共同的认知，在族群的历史上形成了深刻的印迹，得以代代流传。所以，“诗歌就是记忆，记忆是一类知识、一种智慧；诗句是一种鲜活的铭文，它就像被刻写在大理石上一样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15]由歌的形式所凝聚的观念、形成的思想和转换为书写记录的原初素材，应该是最为丰富的，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也应最为漫长。

　　 记录为文字的《诗》，与口头记忆和传播的历史如何对接，尚有很多细节需要还原；就形诸文字的诗作来看，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原生态”的，还是均为西周以后才创作出来的？葛兰言认为，“风”中的部分诗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创作技巧和花里胡哨的语言，也没有隐喻或明喻，事物都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毫无疑问，诗的魅力可以归结为简洁的景象和直露的感情的结合，这其中不需要任何技巧；诗的魅力并非人们有意为之，而是事实本身的结果。诗只不过再现了事物间的对应关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着一根把各种要素串起来的隐秘主线”。[16]但一般学者认为，“风”的部分也是经过采集和加工之后才形成的，这中间已经隐含了记录者的喜好和取向，而并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其定型的年代反倒更晚。按照《史记》的说法：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7]

　　 面对如此庞杂、各种背景的诗作，孔子删之，显然是有备而来的。[18]他熟悉诗，以诗教弟子。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就诗教与诗论而言，孔子是有其纲领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礼记·经解》亦引述孔子语“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显然都是指向了道德教化。

　　 经孔子删定的《诗》共三百五篇，大致包括了三个部分，即风、雅、颂。《风》包含了不同地区、不同习俗背景和不同时期的诗作，由采诗官搜集整理，具有浓厚的地域风貌和民间色彩，合称为“十五国风”，共计160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都是王畿附近所辑录或由各级官员所写成的，贵族文人气较重，合称为“二雅”，共计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王朝重大礼仪活动或祭祀之时的乐歌，形制典雅而庄重，用语肃穆而诚敬，合称为“三颂”，共计40篇。风、雅、颂为分类，亦是指内涵。风为教化，关涉民情、民俗，具地方性、底层性；雅为正声，相当于是宫廷里边的指导性意见，“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以正各方视听；颂为赞歌，是宗庙祭祀和重大仪典的颂词、赞美诗。关于《诗》的形成、义旨及流传，《史记》以下，代有记述，我们看《隋书·经籍志》的概括与总结：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19]

这大概就是《诗》的形成史、传播史和演变史，其中既有上古之情志淳朴与后世之寄寓复杂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