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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二十大时刻:新时代、民族复兴与新世界秩序

更新时间:2022-10-10 21:11:50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大的里程碑,民族复兴的完整框架在此呈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模式在此凸显,面向2049年的体系性议程在此确定。“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革命与现代化的民族辩证法正在展现为活生生的实践进程与具体事实。

   这一切的具体发生既有历史累积的演化效果,也有十八大(2012)以来的综合效果。“这十年”成为二十大及习近平新时代的自我历史意识和哲学时间观,即十年实践及其理论创造奠定了新时代的基本坐标与使命,赋予了民族复兴与中国的现代化以自主性、完整性和实践清晰性。“这十年”是一种历史综合,既是内部政治意义上的“前三十年”(毛泽东)与“后三十年”(邓小平)的辩证扬弃,又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勘定与塑造。中共二十大因此成为中国文明与政治发展最具标志性的自觉时刻。

   新时代的四重属性

   什么是新时代?新旧区分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十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自觉与开端?我们所讲的新时代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理解,需要引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加以评判。新时代不是自然时间意义上的,因为自然时间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等量化的刻度与序列,其本身并无特别的哲学与政治意义。新时代是政治时间意义上的,指向的是这一历史时段所具有的独特时代精神、命题、决断与实践。新时代的历史综合本质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这里的斗争也不是表象化的暴力手段或思想批判,而是真理和路线意义上的定位与定型。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真诚”、“为公”的斗争参与方都是新时代的积极贡献者。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就其哲学本质而言乃是民族复兴的文明奠基与普遍化,具体而言存在如下面向和特征:

   其一,自主性。新时代的中国真正在精神上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中国文明基础和政治自足的体系之中。百年党史的红线与主题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但具体的复兴和幸福的标准及其实践路径却存在争辩性和多元性,这是党内斗争的历史根源。在建党百年的决议中,我们可以清晰掌握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思想斗争与制度实践过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连贯实践逻辑,其背后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大逻辑,就是中国的自主现代化与自主文明道路。自主性逻辑贯穿新时代的一切坚守与创新,是新时代基本精神的核心要素。这也是对百余年来“全盘西化”、“西式现代化”、“历史终结论”、“美国中心论”等强大而误导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哲学清理和排除,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历史与政治心智稳健成熟的标志。

   其二,民族性。民族复兴是整个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精英的集体意识和奋斗主旨,八二宪法序言就是民族复兴的宣言书和民族志。新时代的民族性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定性和解以及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守护。民族性是中华民族自爱自强的精神根据,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有机性与团结性的规范基础。一个民族首先要有集体的自我意识,才能够实现文明承载、人民幸福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关系。民族性是新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的最可靠依据,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背景与基础。民族性是爱护自身民族而又与其他民族平等友好相处的良性要素,需要极力避免两种倾向:自卑的民族性,导致崇洋媚外与丧失自我;自大的民族性,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新时代的民族性是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友好纽带。

   其三,现代性。新时代的基本时代意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文明与人性尊严的自由共同体,也是德性共同体。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启蒙成果与实践框架,中国从中受益极大。中国文明与现代性存在内在沟通性与实践支撑性:一方面,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实践汲取和转化了大量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制度与技术成果,这一进程仍未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并非模仿和尾随性质的后发国家,而是具有自身文明根基、超强现代化学习能力与政治组织能力的伟大国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文明的现代性与中国政治的自主道路,是中国对现代性体系的价值贡献和制度贡献,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结构增量。

   其四,世界性。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有民族认同的文明国家,在精神本质上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早在与西方广泛接触之前,中国就以天下体系的哲学与政治实践而创制出伟大的、超越民族主义的区域共同体秩序,对东亚及周边文明的自觉与发展做出了“轴心”贡献。“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天下主义,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与新国际法秩序的积极思考与实践,也是新时代的精神标志物和长期的实践命题。西方的现代性与国际法走不出“冷战”魔咒,中国的新天下主义的世界性或许可能是人类实现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更优选择。这是新时代的世界性的伟大意义与前景所在。

   民族复兴的风险环境

   新时代的一切愿景,取决于民族复兴的具体落实。中国的民族复兴,鉴于其体量和影响力,必然对世界体系与世界权力政治构成重大冲击与改造。十九大报告发布后,英国BBC冠之以“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的大会”,可想而知当二十大报告发布时,西方世界将如何震撼甚至恐惧?我们也可以想象美国决策精英在“一带一路”示意图前面的战略焦虑和惊恐。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世界体系冲击,其直接结果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新冷战”及相关的风险环境。但这不是中国的错,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更是中国民族复兴必须要过的坎。

   民族复兴蓝图喜人,但风险环境必须清晰研判和应对,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这些相关的风险环境因素包括:其一,两岸完全统一与台湾回归,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但可能引发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直接冲突和全体系制裁的来临,台湾存在“乌克兰化”的现实战略风险,佩洛西窜台和台湾政策法的推进就是危险信号;其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定性波动,这是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以来西方制裁孤立香港的某种后果,是对“一国两制”之国际条件的损害,“香港牌”是否继续升级,美国会否对香港进行终极制裁,任何极端后果都不能排除;其三,国内政治安全与社会分配的正义性,这涉及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与认同,以及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如何从政治上“知行合一”地发展出真正系统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规范的法治体系,如何从政策上回应和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公平的一系列问题,近期围绕“人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表明中国内部的正义路线之争并未结束,二十大之后仍会继续;其四,乌克兰战争与世界和平秩序的衰落,这是中国面临的世界体系剧烈变迁的挑战,中国相对稳健的平衡外交如何适应激烈升级的乌克兰战争及全球秩序的演变,中国又如何抓住此次危机扩展国际影响力和制度建构能力,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世界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其五,“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风险与综合收益问题,这是中国展开其新天下主义的关键战略路线,但面临着知识不足与安全环境不稳定的重大挑战,也面临着来自美西方的对冲和破坏,我们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全球化的新路,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团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既有成果和一切理想,都需要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守护。中共二十大就是关于这个共同体深度建构与复兴的权威指南。民族的与世界的,在这一历史性的政治会议中将达到精致与有效的结合与统一。

   未来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将面临一系列的内外斗争和思想创造的挑战:民族复兴如何获得外部世界的恰当理解与接受?与美西方的世界体系斗争如何有理、有节、有利地展开?中国对自身文明的和解与回溯如何开出思想性的新篇章,为自身及人类提供整合价值观与团结依据?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成为新全球化的实验田而带来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的新希望和新路径?这些重大而艰难的命题是二十大需要承担的,也是中华民族需要承担的。二十大,是新时代、民族复兴与新世界秩序的历史交汇点与崭新起点。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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